林毅夫为北大国际EMBA做全球视野讲座
图为林毅夫
2013年4月13日，持续数月的冷春之后，天气全面转暖。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天更像是真正的春日。
对北大国际(BiMBA)EMBA而言，这一天更是如此。朗润园的玉兰繁花未落，海棠已经含苞待放。在百年皇家园林的春风花海间读书求知，本已是人生幸事，而4月13日的同学们又迎来幸中之幸。
这一天，EMBA2011级同学刚好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任院长周其仁授课——“制度与行为”，EMBA2012级同学刚好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现任院长姚洋授课——“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不仅如此，当晚，两个年级的同学又共同迎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的全球视野特别课程——“从西潮到东风”。
在这个特别的春天里，迎来如此特别的一天，很多同学在美不胜收的精神大餐后，难掩内心的激动，纷纷将这一天称为他们在北大国际(BiMBA)的“院长授课日”。
林毅夫教授的全球视野课程于当晚六点半准时开始，在林毅夫正式授课之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大国际(BiMBA)院长胡大源对本次课程安排做了简要介绍。
胡大源表示，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上学，听林毅夫教授亲自授课，成为名符其实的林毅夫的学生是很多人的梦想。今天的同学们特别幸运，一方面，林毅夫教授2008年赴任世界银行[微博]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实在无法为EMBA同学们系统地讲课，使不少人好梦难园。上一批幸运儿要追溯到EMBA2006和2007级学生。另一方面，在世界银行这个世界最顶级的舞台上，林毅夫又得以与偶像级的西方经济学家和政要当面交流，考察的足迹遍布全球，他自己都形容为“又上了四年大学”。因此，这个特别讲座不仅是林毅夫五年来为EMBA“新授课”，更是他世行归来“授新课”。
危机之前：三次误判
林毅夫介绍，他是世行这一职位的第9任，前8任中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西方财经政要、名流。他能有机会担此要职，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30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世行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促进世界多元多边发展，尤其是帮助贫穷国家脱贫，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走向繁荣。60多年来，世行开展过很多工作，但收益甚微，除中国减贫6亿人之外，全球其他地区的贫困人数不减反增。
林毅夫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不仅60年来从未能成功帮助贫穷和发展中国家，对他们自身遭遇的危机和全球经济的运行路线，也未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当他真正登上这个全球最高级的经济学舞台之后，真正体会到了“神仙也犯错”——所谓西方经济学神人也会思虑不周，甚至严重误判。
第一、通胀与通缩
2008年6月，林毅夫刚刚赴任之时，全球正经历通胀，粮食和石油涨价使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生计与社会安定受到挑战，成为摆在林毅夫面前的第一个挑战。对此，世行虽有标准方案，但林毅夫认为应对通胀时，有必要考虑通缩问题，毕竟宏观调控往往治通胀易，治通缩难。对于难题，还是早准备为好。但世行同事对此提议不以为然，未予讨论。理由是通胀当前，根本看不到通缩的影子。但众所周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全球性通缩不期而至。
第二、大难与小灾
2008年8月，在美国怀俄明州的一个小镇，全球顶级的经济学家、华尔街大佬、西方主要国家财经要员，齐聚一堂，讨论全球金融监管问题。
会议期间，世界银行曾任行长沃尔芬森在他的庄园举办私密晚宴，所邀嘉宾虽不足10人，但都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财政部长、欧洲央行行长等绝对重量级人物。林毅夫作为世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有幸受邀。在这个讨论自由度极高的会议上，其中有一个话题：30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2007年次贷危机？这场危机在金融史上能否占一个豆腐块的位置？
林毅夫回忆说，这些“神仙”们当时的判断是次贷危机规模不过7000亿美元，不过是风雨小灾，更何况西方政府与金融体系经过1929年大危机，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洗礼，经验丰富，实力雄厚。但众所周知，3个月后，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主要股市不少都遭遇腰斩，市值下降幅度高达50%，比1929年大危机还大。
第三、长痛与短痛
危机爆发后，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均认为，其持续时间不会太长，理由是二战后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等西方主流国家影响短则3个季度，长则7个季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出现“大缓和”(Grand Moderation)，即西方国家凭借成熟的宏观调控工具与经验，已经足以烫平经济波动，避免经济发展的失控。
基于这一判断，各国对危机开出的也都是常规药方。但林毅夫认为，危机可能不是7个季度，而是7年。如西方《圣经》说的“7年丰收、7年灾荒”一样。因为在这场危机之前，西方刚好经历2001年以来的7年丰收。
危机之中：常规药方失效
2008年12月，20国达成协议，推出三项措施，一是各发达国家自救银行，解决流动性。二是利用凯恩斯反周期投资策略刺激经济，同时以救济金为失业者提供基础保障。三是各国不能贸易保护，以免陷入囚徒困境。这都是常规药方，但事实证明，在这场危机中无效。
林毅夫解释说，2001年开始的7年降息，带来繁荣的背后是持续的投资。泡沫破裂，通缩骤至，过剩的庞大生产力怎么可能短时间予以内消化？当经济出现负增长，财政收入下降，失业增加，消费无力，恶性循环开始，西方宏观调控的所谓自动稳定器也就瞬间失效。
对此，林毅夫在2009年就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由政府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项目，短期可解就业之急，长期可消增长瓶颈。生产率提高，自然反哺财政，财政收入增长有利政府还债。但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此并不赞同，一方面，他们坚持此次危机仍是短期，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如果真有好项目，市场自然会做。
2010年10月，在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坚持此前的判断，即危机只持续1-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已经判断全球经济出现稳定复苏，给出的政策建议是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政府的财政赤字压力，恢复民间投资的信心。
林毅夫当时认为，经济远未恢复到2008年的状态，失业还会增加，民众收入减少。与其财政以赤字进行救济，不如投资有利经济长期增长的项目。但作为研究农业经济闻名的林毅夫，在诸位宏观经济学大师面前，没有说服力。
结果是，美国、英国等西方主流发达国家至今未能完全走出危机。不仅如此，危机又传导到南欧，造成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多国深陷泥潭。
危机之后：反思指向外因
林毅夫表示，相比于金融危机预判与应对之策方面的分歧，对金融危机原因反思的争议更大。
对于这场危机的根源，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最主要的归因是中国：东西贸易不平衡，西方长期大量逆差，东方顺差，尤其是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并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这反过来使美国利息压低，进而催生房地产泡沫及次贷危机。
为什么中国与其它东亚国家能积累大量外汇？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还有三种解释：一是东亚国家执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二是东亚吸取了199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积累外汇以备战金融投机分子的袭击；三是币值低估，尤其是人民币。这三种推导，背后都有西方经济学界的政要、名流撑腰，影响很大，以至于我们国内的媒体、民众，甚至官员也信以为真，这是很可悲的。
林毅夫表示，西方经济学界的这三种解释都有明显的纰漏。
首先：东亚出口导向战略。这一战略并非始于2001年，而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至少也从1979年就改革开放，而不是2000年之后。韩国更是曾经多年贸易逆差。
其次：东亚危机教训。东亚在金融危机后，增加外汇储备是事实，但这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刻意为之，更是只为防范金融投机家。日本就是反例，因为日元本身就是国际储备货币。同时，从总体来看，全球外汇储备是零和博弈，一国外汇储备增加，必然导致别国外汇储备减少。事实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量从2007年的5000亿增加到5万亿美元，这显然是整体现象，而非东亚个体作为。
最后：东亚币值低估，尤其是人民币。这一问题在2003年春天就曾在日本专门讨论过。日本时任财政部长率先提出，2003年秋，美国也对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跟唱。林毅夫本人就曾参加2003年的这场争论。
事实是，中国1998年对美贸易盈余435亿美元，2003年下降到235亿美元，这就是说，人民币在升值之前，中国外贸盈余是下降的。2005年，人民币开始升值，结果连续升值20%左右之后，中国对美外贸盈余达到1020亿美元。数据面前，美国经济学家的这一推论不攻自破。
最后再回到美国主流经济学界的总理论上：东亚对美贸易顺差，尤其是中国积累大量外汇购买美国国债，使美国压低了利率。事实上，2001年美联储基准利率是6.5%，在格林斯潘主持下，经过27次小步快跑，下降到2003年的1%。之后又一度回升到5%。
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对美国贸易顺差曾占到美国总贸易逆差的一半。但2000年到2007年，这一比例从51%下降到38%。
两组数据间的关联性不攻自破，西方对金融危机的归因中国论也就站不住脚，可惜我们中国央行都没有站出来反驳。
危机溯源：美国金融自由化
金融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林毅夫认为，答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自由化，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成风。
美国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时期就推行金融自由化，放任金融高杠杆，导致流动性泛滥，催生投机。他们不断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金融管制，给他们的投机资金提供操作空间。发展中国家虽需要资金，但真正需要的是长期投资资金，以促进产业升级，恰恰不是投机资金。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加上911事件，美国财政收入与民众消费需求均骤减，从理论上，经济将进入衰退。格林斯潘变为应对通缩，频繁降息，释放流动性。18个月27次小步快跑之后，美联储基准利率从6.5%下降到1%。美国进行了低息时代。
金融高杠杆加上低息，意味着金融投机的成本大大降低，操作空间大增。在金融自由化的大旗下，金融创新过头，以房地产次贷为代表的各种无抵押贷款风行。这种贷款不仅无需资产抵押，而且还能再融资。一栋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首付30万美元，贷款70万美元。在中国，这套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不再能贷款，但美国可以。房价翻番之后，房子价值达到200万美元，美国人可以拿房子到银行再贷款140万美元，这140万美元还掉70万美元的前期贷款，手头还有70万美元的现金可以消费。这段时间，无数美国人一夜之间实现了美国梦，但这个美国梦的基础是房价持续升值。
金融自由主义进一步助涨了消费主义，美国家庭出现赤字。美国从东亚进口量大增，加是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美国财政也赤字大增。
美国高杠杆创造的大量流动性还窜入发展中国家，规模从2001年的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万亿美元，使发展中国家房市、股市出现泡沫。同时，不管是资本账户还是经常账户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美元，都必须由当地央行换成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又回流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与房地美、房利美的金融产品。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5000亿增加到5万美元，并非完全源自贸易，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最终，美国为了一已之利，酿就全球性金融危机。
林毅夫表示，他在世行最困难的工作就是争论金融危机的真正成因，结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经济学界以美国为首，自然不愿意自我批评，反而认为林毅夫不过是替中国辩护。
在这方面，中国和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也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做认真的探讨与分析，而是基于对西方经济学界的简单崇拜，沦为他们的传话筒，在重大问题上任由西方经济学家瞎子摸象，甚至指鹿为马。
当前困难：南欧的死结
2008年至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号称已经复苏，但这种复苏本质上只是止住了下滑之势，与2008年的状态相去甚远。尤其是危机从美国传导到欧洲之后，南欧的新危机至今无解。
南欧要想从根本上走出危机，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这会造成短时期更大的财政赤字和通缩，尤其是失业。在失业率已经很高，民众已经习惯高福利的情况下，哪个政府敢干，民众就推翻哪个政府。从希腊、意大利到西班牙、葡萄牙，都已经发生政权更迭。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例，一国出现金融危机后，有三个常规药方，一是结构性改革，二是货币贬值，三是资本援助。后两项是为第一项行动创造空间。但南欧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已经加入欧盟，欧元取代了本币，靠货币贬值拉动经济增长与就业之路已经封死，结构改革的空间也就大大压缩，只剩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这就变成了止痛药，问题严重时能止痛，但不治本。
欧元如果强出头，为解决欧债危机而进行整体性贬值，路也不通。因为美国的结构性改革尚未启动，仍然问题重重，接连推出QE1、2、3、4，以货币宽松释放流动性，以止痛药延缓问题。道琼斯指数表面上回到14000点以上，但这是投机所致。2008年，美国股市已经是大泡沫，如今经济远未回到2008年的高点，股市却创历史新高，恰恰是更大泡沫的证明。
日本更不用细述，这个国家已经陷入结构性改革的困境长达20年。
一边是走不出去的金融危机，一边是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形成投机资本。资本在找不到好项目的情况下，只能转战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各个市场，这进一步造成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因此，从长期来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加强投机资本管理的经验，更要做好在经济发展上长期打硬仗的准备。
解决之道一：超越凯恩斯主义
这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究竟在哪里？各国知识分子都在探讨。
林毅夫认为，金融危机并非无解，但解决的良方未必在西方。世行60年多的经验，以及持续5年多的金融危机都表明，西方并无存在经济发展的所谓真经和灵丹妙药。
对于全球如何走出这场危机，林毅夫有自己独到的思考，他提出的方案是“超越凯恩斯主义”。
林毅夫解释说，当今世界，严重泛滥的是流动性，是投机资金，而严重奇缺的是好项目。好项目与资本如何对应起来，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核心。
林毅夫认为，好项目的本质在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经济的长期发展。放眼全球，有两个地方符合这一要求。一是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以美国为例，其基础设施已经运行多年，显得陈旧而落后，已经阻碍经济发展。美国的火电厂多建于上世纪40年代，如今经常发生雨雪天气停电事件。美国的高速路网也已经非常落后。欧洲类似，伦敦的地下水道已有150年历史。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也严重不足。中国虽然多年投资之后，高速公路与高铁网大为改善，但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北京地铁密度不够，中国整体水资源、空气污染等都值得投资。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更加落后，林毅夫在世行四年，足迹行遍全球，对各国基础设施之落后有切身感受。
林毅夫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有两个超越。一是传统凯恩斯主义认为，只要花钱就是投资，而林毅夫认为，钱要花在有利经济增长的地方。二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投资都是限于本地、国内，而林毅夫认为要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可以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类似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投资回报逻辑在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改善之后，有利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的下降，提升竞争力，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使发达国家的投资能得到回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仅富裕的资本找到了出口，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中所用的设备多由发达国家提供，出口的增加直接带动就业的恢复与增长，又缓解了发达国家结构改革的压力。
林毅夫表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合作就像瞎子背瘸子，双方联手走出困境，胜过发达国家以财政赤字发放救济金，挖东墙补西墙，然后长期陷入日本式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新常态。
解决之道二：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于2009年最早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但这一药方在全球都反应平平。其中最大的质疑点就是投向发展中国家的钱如何保证回报率。因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二战以来，200多个国家之中，能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并最终进入高收入的国家或经济体只有两个，分别是韩国与中国的台湾。同期，能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和经济体也只有13个。
简单说，全球80%的国家和经济体仍处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陷阱，并没有实现高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实施“超越凯恩斯主义”，有80%的可能投资回报难以保证。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能成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国家却始终找不到发展的真经？林毅夫认为，这与几十年来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有关。
林毅夫介绍说，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核心任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也是世界银行的核心使命。
回顾历史，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波大的思潮。
第一波思潮是早期的结构主义，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收入低，源于劳动产生率低，而劳动生产率低源于没有先进产业，比如装备制造、军工等重工业。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重工业无法依靠市场的力量自行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因此，结构主义开出的药方是进口替代战略。中国建国不久提出的超英赶美，就是这一战略的典型。
这一战略执行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通实现了5-10年的快速增长，也建立了一批先进工业。但很快陷入危机，因此这些产业没有自生能力，必须长期依靠政府补贴，这最终造成国内产业结构和制度出现扭曲，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阻力。
第二波思潮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自由主义，后来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收入低，产业落后，源于他们没有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市场制度，政府失灵导致资源错配。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是“休克疗法”。结果是采取这一策略的国家普通陷入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成为迷失的20年。
发展经济学两次思潮的失败，使世界银行把目光转向东亚等成功国家，从成功者身上总结经验，结果发现，这些成功者之所以成功，除了市场导向型战略等共同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没有按照西方提供的发展理论，没有吃西方开出的药，而是自己配药。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一直有一个说法，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双轨制是最糟糕的经济。结果却是中国连续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越南也类似。在世行期间，林毅夫还了解到一个非洲小国毛里求斯，这个国家尝试过进口替代，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双轨制改革，如今已经人均收入一万多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林毅夫表示，他把新结构经济学称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它与前两版最本质的不同就是前两版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这些经济学家都是站在发达国家看发展中国家，看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什么，然后就推荐什么。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看自己有什么，自己有的东西与发达国家相比，哪些地方有比较优势，然后好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产业一步一步升级。最终，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比如中国改革开放时人力成本低，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资本成本有所下降，择机转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等到人力成本已经高启，资本大量富裕时，再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时，人均收入只有非洲的三分之一，到2010年，我们人均收入已经达到4800美元，到2020年如果能翻一番，就达到9600美元，中国就将成为二战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国家。
如果发展中国家都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不再照搬西方的理论与经验，而是认真找寻自己的比较优势，以及可参照的产业升级目标国，都有潜力实现中国似的经济连续高增长。“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最大难点也就得以解决。
解决之道三：纸黄金本位
林毅夫认为，即便“超越凯恩斯主义”最终能在全球得到执行，使各国都走出这场危机。但放眼未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病根仍未消除。
这个病根如前所述，金融高杠杆、低利息。本质是全球现行金融制度与金融体系有问题，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于几个大国的主权信用之上。而这些国家，一旦遇到问题，仍有滥发货币的可能。
当前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又一个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使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等多种货币竞争的局面。有充分的竞争就能形成各国在货币发行上的自我约束，因为滥发者的货币会被市场抛弃。加上当今信息社会发达，各国央行切换货币储备的成本也低，这一理论颇有市场。
但林毅夫认为，这一理论仍有三个问题，一是无法解决各国同时遇到问题，在货币上一起放水的可能性。二是货币之根仍是会变卦的主权信用，隐患未除，世界难安。三是中国纵使未来人均收入再翻一番，2020年达到1万美元，但距离美国5万美元(2020年可能变成7万美元)仍不很大距离，双方金融深度相差巨大。美国的金融池深，中国水浅，一深一浅，快进快出之间，等于给资本炒家更多的空间。
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方面，周小川提出用特别提款权作为主权货币的代替品，但特别提款权的根基仍是主权信用。
与特别提款权相比，林毅夫更推崇纸黄金。因此，他提出全球货币体系以纸黄金为本位。纸黄金作为超主权货币并不是凭空设想，历史上，凯恩斯也曾提出过一揽子商品挂钩的货币，但没有引起各国重视和采用。与此相比，纸黄金的优势也很明显，因为黄金的价值更稳定。
具体而言，纸黄金可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国际金融机构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每年评估全球经济的增速与贸易量，然后根据不同经济体的增长需求与经济权重，确定各国央行的纸黄金储备比例，各国央行再据此控制货币发行。
纸黄金本位的根本价值在于，一方面解决了各国对黄金本位的担忧：即黄金没有足够的生产与储备量，影响流动性供给，容易造成通缩；二是避免了货币仍以主权信誉为根；三是南欧这样的国家遇到危机，也可以自行贬值，换取结构改革的空间。
理论自信基于理论创新
世行归来，林毅夫集合他在世行四年的观察与思考，出版了三本新书，《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和《从西潮到东风》。《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三版，《繁荣的求索》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实践版本。
林毅夫表示，历史经验表明，西方发展经济学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取的真经，因为真经如《圣经》、佛经、道德经，都是一个字也不能改的，尤其是一两千年都不用变的，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已经从结构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也变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不断在变的东西当然不是真经。
金融危机的处理更进一步表明，西方经济学家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林毅夫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要，要认真考虑放弃“西天取经”的想法，认真地从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同时发展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这正是《从西潮到东风》的著书初衷与书名由来。
林毅夫说，西方的发达与繁荣是发展中国家的奋斗目标，但奋斗目标不能作为药方来用。二战以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的国家，他们走的不是西方推荐的道路，他们的学者既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质疑，也面临国内学者的批评。但他们最终顶住了压力，帮助国家取得了成功。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要有这样的雄心与决心，要基于中国的实际，实事求是的研究，要以扎实的理论创新服务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敢于跟西方所谓的大师扳手腕。
如今，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不愿意放弃原有的制度安排，其知识界也为此目标而努力，炮制很多不符事实的推论。把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罪中国一样就是鲜活的例子。
反击西方的不当理论需要扎实的研究与理论创新，建立世界经济的新秩序，更需要创新的理论支持，这些理论创新与理论储备必须发展中国家自己做。
最后，林毅夫表示，他相信中国还有20年每年经济增长8%的潜力，但这个潜力真正发挥出来，还有很多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能不能破解，也需要扎实的研究与理论创新。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奇迹与中国崩溃论一路相伴，中国崩溃论的很多学者他都交流过，有不少都是非常诚恳的学者。他们确实从自己的理论研究与模型出发，得出中国崩溃论。事实上，中国没有崩溃，是他们的理论有问题，问题就出在他们站在发达国家看中国，他们的理论不适用中国。
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发展之中，没有先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自信不足，所以才强调自信。
民族复兴、国家富足、百姓安居乐业不仅是中国梦，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梦想。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能实现理论创新，推进中国梦的实现。那么所有与中国具有理论适用性与条件相似性的发展中国国家，也都可以借鉴中国理论，实现国家民族发展发达的梦想。
作为北大国际(BiMBA)的学员，林毅夫希望大家通过两年的学习，将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与提升，打下更好的经济与管理学基础，将来能做得更好，不仅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也助力民族的中国梦和同仁的中国梦。
林毅夫全场演讲三个半小时，一气呵成。演讲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林毅夫最后还为留下来的同学们一一签名，合影留念。
在朗润园的历史上，在同学们的人生中，2013年4月13日注定将要留下不同寻常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