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最根本的要务是改变其要素服务结构。所谓要素服务结构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利用自身优势将最有影响力和积累最多的资本，改变结构以后再不断升级。这就是新结构主义的精髓：着眼于国内，发掘自身优势。

　　在近日举行的“2012第一财经年会•金融峰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微博]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发展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林毅夫称，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最根本的要务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利用自身优势将最有影响力和最积累最多的资本，改变结构以后再不断升级。

　　诚然，诸如世界银行等的国际机构以及发展中国家自身为经济发展都做了很多努力，但全世界250多个国家中的大多数却一直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六七十年的努力和追求并没有达到这些国家的预期目标。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要回归到发展的思路上。

　　发展中国家“牛刀初试”

　　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演变成了现代经济学一个独立的学科，第一批兴起的主流思潮便是结构主义。

　　林毅夫介绍，彼时，发展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先进的产业造就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而铸成了高收入水平的强大国家。而相反的，发展中国家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必然导致生产力低下的窘境。发展中国家想蜕变为现代化国家，就应该拥有如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结构。

　　于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战略，由国家动员支援直接发展先进产业。

　　“通过此类计划的推行，我们看到了五到十年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随后就是发展停滞和接二连三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林毅夫说。

　　“主流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形成一个华盛顿共识，即追求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林毅夫指出，“于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推动了‘三化’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按照这个政策推行，二三十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之后，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增长率比六十年代的还低，更糟糕的是发生危机的频率更高。而80年代和90年代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国家之间“田忌赛马”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和地区就转向更加开放的贸易战略，特别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不遗余力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

　　林毅夫认为，诸如“亚洲四小龙”等表现较好的经济体，所推行的政策都是逆势而行的。并没有直接照搬发达国家产业，而是去发展并不起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实施进口替代战略，而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用自己的长处和别国的短处竞争，就好比‘田忌赛马’。”林毅夫说。

　　80年代到9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中国、越南、柬埔寨，甚至70年代的毛里求斯都没有遵循上述那些普遍的经济技巧，彼时他们追求的双轨渐进式则被理论界认为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糕的制度，但这些国家的坚持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当时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却带领这些经济体走上了一条“繁荣之路”。

　　林毅夫认为，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侧重点都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或者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发展中国家哪些地方做不好。结构主义发达国家有重工业、有现代化产业，而发展中国家没有，或者新自由主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发展中国家欠缺。想要迎头赶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推行的效果并不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林毅夫指出，我们应该对现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他强调，在反思过程中，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并不是回归到国富论，去了解一个国家财富的本质和决定要素。因为对国家的发展而言，了解本质是最重要的。

　　18世纪前，所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不好，发展基本上也是停滞的。18世纪以后，经济突然加速，欧洲工业革命令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创新加速，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但是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结构下，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因素和推动力也是不同的。

　　林毅夫认为，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最根本的要务是改变其要素服务结构。所谓要素服务结构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利用自身优势将最有影响力和积累最多的资本，改变结构以后再不断升级。这就是新结构主义的精髓：着眼于国内，发掘自身优势，即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过去的32年，中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但仍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需要警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体制层面的缺陷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了解缺陷背后的远离，真正的解放思想，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双重变革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林毅夫最后称，或许新结构主义正是走上这条繁荣之路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