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我院陈宪教授和朱国鸿副教授就“企业家经济：破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视角”问题在《文汇报》“文汇学人”栏目发表文章。全文转载如下：  

　　●依据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与市场自发秩序理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企业家经济。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而不健康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会酿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重构当下我国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必须坚持“五位一体”与“双边调整”。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  

　　陈宪：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以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是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良好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企业家经济的形成，并有效化解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若干困局。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目前，国内理论界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大致从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价格这两个方面展开，前者被简称为“政企关系”。  

　　朱国泓：国内理论界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实际上是从理解什么是市场出发的。广义的市场是指为了买卖商品和要素，而与其他企业和个人相联系的一群企业和个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商品和要素买卖中的讨价还价形成价格。政府与市场关系理所当然转换成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价格的关系。  

　　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上述理解，简明易懂。它的不足，是假定企业天然就存在。实际上，企业并非天生就存在。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企业所以存在，在于企业内部权威节约了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相关成本。他所指称的内部权威，实际上就是企业家。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并创造了市场的(潜在)需求，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供求关系出现了重要互动。所以，从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视角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能更为深刻。  

　　陈宪：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抽象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生产函数，把众多经济学家异常重视的企业家完全抽象掉了。实际上，坎迪隆、萨伊、马歇尔、奈特、熊彼特等都非常重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卡森结合奈特、熊彼特和哈耶克的思想，提出了企业家的一般经济理论。如果我们从政府与企业家的视角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可以视为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作了一次融合性尝试。  

　　朱国泓：企业家的经济学研究存在两个进路：一是古典-新古典范式。二是奥地利学派关于“企业家才能与市场自发秩序”的研究，该学派认为，在知识和信息是个人的、分散的、不可言说的前提下(哈耶克)，企业家是市场的驱动力量(德索托)，企业家才能(科兹纳、米塞斯、德索托)是发现并利用市场不协调获取“纯利润”的关键变量。企业家争胜的结果是，市场从不协调趋向协调，并在协调后产生新的不协调，如此周而复始。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另外，它能很好地解释，企业家创业对增进企业数目，以及企业家创新对增进企业规模及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企业家经济的形成  

　　陈宪：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刻画了政府与企业家的一种良好关系，即政府尊重企业家，由其发现并利用市场不协调的机会，获取企业“纯利润”，市场自发秩序由此形成。更进一步，市场自发秩序的形成将减少政府干预，反过来有助于企业家发现并利用市场中的不协调。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朱国泓：依据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与市场自发秩序理论，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企业家经济。  

　　陈宪：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人格化或中心签约人。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竞争概念，企业家争胜是市场竞争的高级形态。企业家在社会失调中寻找企业家利润，而一旦企业家采取行动追求这种利润，这种利润机会就会马上消失，并引致新的社会失调，进而吸引企业家采取新措施。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这种经济应该称得上是“企业家经济”。  

　　朱国泓：实际上，彼得·德鲁克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的“引言”中，直接以“企业家经济”为题，阐述了美国企业家经济的背景、由来及其影响。德鲁克指出，企业家经济的重要贡献是大幅增加就业。就业的增加并不主要来自“高科技”，而是来自于“企业家管理”这种“将知识全新地应用到人类工作中去的结果”——企业家的企业。根据德鲁克的理解，企业家经济显然是一种更加成熟、更加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或者说是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  

　　陈宪：按照德鲁克的说法，当前的美国经济可以说是典型的企业家经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比尔·盖茨的微软[微博]等著名公司都是企业家领导的企业。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这些企业家主导的经济更加难能可贵。  

　　朱国泓：正是这种艰难的背景，凸显了企业家经济的魅力。按2012年8月31日的收盘价计算，美国五家知名企业家领导的企业，包括苹果、微软、谷歌[微博]、亚马逊[微博]和Facebook的总市值为12217.98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后，占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36.99%。数据表明，企业家经济是一种具有很强财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市场经济，代表的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  

　　陈宪：刚才我们探讨的企业家经济，好像都是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实业界人士可能会想，企业家会否牵涉到姓“资”姓“社”的问题？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指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在外国它就姓资，在中国就姓社。”实际上，企业家经济主要通过企业家争胜这种高级形态的竞争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同样不涉及姓“资”姓“社”的问题。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企业家经济将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和主流。  

　　朱国泓：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家经济的确立有助于化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若干困局。如果中国的企业家经济得以建立，它将通过创造消费、创造出口、创造民间投资、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壮大民企等来化解这些困局。构建良好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构筑自我调整的企业家经济，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深刻久远的意义。  

　　当前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  

　　陈宪：在探讨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以及企业家经济的重要地位之后，我们有必要考察我国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政府是关键资源的拥有者、国企国资的所有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企业家的角色则是创业者、创新者和企业成长的推动者。政府是官员的有组织的集合体，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  

　　朱国泓：接着你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如下方面刻画当前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首先，国企领导者面对晋升激励，这种官员与国企领导者的同质化激励，无法形成有效的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其次，在强政府和强国企的双重压力下，非国企管理者市场试错的机会不多，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创业意愿，企业家精神得以扩展的基础薄弱；第三，当前，官员与企业家的种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均会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发育和企业家的成长。  

　　陈宪：事实上，当前我国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是“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越位”的典型情况是，行政审批的不合理和过多过滥，政府变相经营企业；政府出台各种不合乎竞争法则的经济刺激方案和产业政策等。“缺位”的典型情况是，本应由政府生产和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市场经济秩序不健全，竞争规则不完备，信用体系不完备等。“错位”则是政府干了本来应由市场承担的事项，而把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事项交给了市场。政府与市场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同样制约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激发和保持。  

　　朱国泓：当前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容易导致缺乏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土壤”。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理想的企业家类型是如下两方面企业家精神或特征的完美结合：具有确定不移且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以及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一向注意避免不必要的开销，从不自吹自擂，从不对自己的权力沾沾自喜。但现实的情况是，整个社会的试错激励、身份激励、回报激励、信仰激励和其他激励均有不足，阻碍了企业家第一种特征的激发。法律约束、道德约束和信仰约束的缺失，使得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第二种特质表现平平。  

　　陈宪：这一点得到了一位温州籍企业家的证实。他告诉我，众多温州企业家的没落并不是市场打败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具体表现是，这些企业老板稍有成功后，就放弃了持续的自我激励，同时放纵自己，要么嗜赌成性，要么腐化堕落，亲手葬送自己创办的企业。  

　　朱国泓：在良好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框架下，企业家的涌现应是持续的过程。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企业家具有典型的代际特征：第一代成长于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的颁布期间，第二代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第三代则出现在1999年后。有意思的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在创办公司时，中国连公司法都没有，也没有别的适用法律来保障他们的应得权利。这些企业家的成功无法避免典型的偶发和个案特征。  

　　当前政府与企业家关系，还容易导致所谓企业家的“原罪”，并诱致企业家持续创新的动力缺失。原因就在于，规范经营很可能意味着没有机会，但抓住了机会很可能意味着戴上了永恒的“枷锁”，安全感很成问题。这种枷锁很容易导致企业家持续创新动力的不足。持续创新的动力缺失及其对未来信心的缺失，导致现在的企业家移民潮。  

　　另一个比较隐性但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企业家自我激励与自我约束存在“双重跛足”。这首先表现为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跛足，即企业家主要看中的是物质激励。在无精神激励的情况下，企业家容易出现物质激励得到满足后的自我迷失。其次是自我激励与自我约束的跛足，即相对于自我激励而言，自我约束较少得到重视，企业家容易滋生生活腐化迷乱问题。  

　　对企业家成长的第五个不利后果是企业家才能的异化。现实折射出的情况就是，不少企业家是通过关系试错来达到其自我试错的，加上企业家精神的缺失，这些企业家在关系回报的激励下，选择不断加强关系资本投资，对企业家应该具备的人力资本却投资动力不足。结果，企业家才能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异化。当这种异化成为某种风尚时，企业家队伍就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异，社会就会出现扭曲的政商关系。  

　　在企业家或潜在的企业家热衷于关系资本投资时，不健康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同样会对官员和政府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先是官员的自负，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能决定政府的事情，而且还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市场的走向。其次是官员的私欲日益膨胀，索贿受贿、贪污腐败严重。再有就是对企业家群体的蔑视，认为他们都得鞍前马后听从指令。这时，政府与企业家的角色很可能出现不可思议的倒置情形——政府官员由服务者摇身变为经济生活、企业家成败的支配者。对政府而言，当官员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时，政府更容易出现“越位”、“缺位”、“错位”并存的局面。  

　　陈宪：根据以上阐述，不难预期，不健康的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很容易诱致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恶性循环。  

　　朱国泓：的确如此。在一些官员大权独揽的情况下，个别企业家要获得资源和发展机会，很可能使用不规范手段，官员在私利驱使下，偏离基本职守，由此形成官员行为异化与企业家行为异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重构  

　　陈宪：既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而不健康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会酿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那么，我们理所应当要关注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重构。  

　　朱国泓：我认为，重构当下我国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必须坚持“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齐头并进的“五位一体”方略。  

　　政治建设方面，政府要确保官员公仆角色的回归；强化官员为企业家服务的基本意识；要从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视角，强化官员的反腐倡廉；要重点约束公权力向特定个人的集中，确保政府与官员权力得到有效制衡；要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示进程，加大对官员腐败的治理力度；要努力建立企业家政治角色与谋取私利之间的“防火墙”。  

　　经济建设方面，政府应将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具体经济事务管理和国有企业管理中分离出来；明确区分资源拥有者、国企国资所有者、公共服务者、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等诸多身份的边界；政府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减少因为政策波动带来的经济波动；政府应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简化行政审批，放松经济性管制；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强化政府投资硬约束，推动企业家成为投资主体；逐步停止各类消费刺激政策，使之让位于企业家的消费创造活动；逐步取消出口补贴政策，实现企业家创新的出口推动新模式；营造平等、自由、安全的环境，为企业家提供稳定的政策及市场预期；强化私有产权保护。  

　　文化建设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尽快建立平等、互信、互利的社会伦理规范，让企业家找到自身的精神激励源泉和自我约束的信仰基础；重塑社会公众包括官员和企业家的心智模式，形成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土壤，确保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激发与保持。  

　　社会建设方面，政府应重视企业家精神的教育，鼓励受教育个体自觉建立起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体系；现代工商管理教育应开发出相应的企业家精神课程，进而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发现自身的企业家潜能；政府应倡导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尤其是要让企业家建立起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意识；加快现代社会组织特别是行业协会建设，解决企业家无法靠个体力量解决的诸多问题；加快社会保障建设，降低社会个体创业的社会负担，增强其市场试错和自我试错的动机与动力。  

　　生态建设方面，政府应加强社会生态建设。首先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塑造平等、规范、高效、透明的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要倡导平等、友爱、互助、共赢的企业家与员工的关系；要积极推动合作共赢的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合关系；要尊重企业家的权利，保护企业家的合法隐私。  

　　陈宪：除了前面讲的政府角色重构外，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重构还应该强调企业家的心理、角色及行为重构。换言之，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重构实际上需要政府与企业家的双边调整。  

　　朱国泓：政府与企业家的双边调整，对企业家而言，首先要调整的是自己的心智模式——企业家创造价值是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基础，企业家创造的价值取自社会，最后应用之于社会；其次，企业家应明白，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高度的自我激励和高度的自我约束完美结合的结果，任何偏废都无法成就成功的企业家；再次，企业家在与官员的关系处理上应具备心理上的平等感和行为上的平等性；第四，企业家应坚持规范经营的基本取向，并明了这是基业长青的必要基础；第五，企业家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可以预见，在政府与企业家双边调整的作用下，我国政府与企业家的关系必将出现根本性的积极变化，基于良好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的企业家经济必将形成，“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将由此获得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