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是人类对于自己理性能力的清醒认识。然而，上帝从来都是选择沉默的，这就使人类还不得不继续思考。

　　在经济发展史上，关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市场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歇过，只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一些年代是政府干预观占主导，在另一些年代是自由市场占上风。在这个问题上，人类的思维就像一个钟摆，始终摇摆在这两者之间。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秋日的一个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周业安教授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此时此刻，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海啸正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涌动着，经济学人正在思考：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面前，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还是选择走回凯恩斯主义的老路？周业安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脉络有一个清晰的把握。

　　凯恩斯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是为了彻底摆脱封建主义制度的残余而发端的。18世纪，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等人首先擎起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其后，亚当·斯密在其经典性巨著《国富论》中阐述了脍炙人口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正是这只手能够将日常生活中的理性人在价格引导下、受自身私利驱动所作的独立分散的决策，最终协调导致社会利益的实现，使得总需求和总供给最终达到均衡。政府只是作为一个“守夜人”，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的干预基本退出了经济领域。

　　然而，1929年发生在美国的大危机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美梦，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使得人们认识到：仅靠自由市场的调节是不够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恰逢其时地出版了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理论证明，自由市场调节不能保证充分就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常态，因此需要政府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进行需求方面的管理，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平衡：在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通过政府降低税收、增加财政支出（如政府通过公共工程手段创造就业等）形成财政赤字创造需求，同时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在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政府应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形成预算盈余来压缩需求，同时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量。

　　自由主义回归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时期。而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复杂局面——“滞胀”，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给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一个“可乘之机”，即认为政府管得太多了，应该少管一些。

　　新自由主义企图恢复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从而再次让政府淡出经济领域，为自由市场“招魂”。

　　为了解决当时美国出现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一个流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宏观政策只有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比如在老百姓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降息，但如果总是突然降息政府会失去信用。所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政府政策虽然有效但是要按规则来进行，比如政府每年增加货币供应量10%，让民众有了稳定的预期，这就是所谓理性预期假说。所以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凯恩斯主义那种斟酌使用的政策观肯定是行不通的，政策应该建立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而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该适时管理，“生什么病打什么针”。这就是两个流派的不同之处。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让美国从大危机里走出开始繁荣，新自由主义则让美国走出滞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