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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抗行:吴越争霸的经济教训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1日 19:01 《小康》杂志

  吴、越两国的治理模式简单粗放,对依靠军事占据的土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因此军事胜利不能转为经济胜利,军事活动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耗。

  ★文/陈抗行 任伟礼

  伍子胥逃难来到吴国,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庐)如获至宝,将伍子胥奉为座上客——尽管此时已经进入春秋时代的晚期(公无前522年左右),但吴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仍然乏善可陈,在地处中原的诸侯国眼中,与蛮荒之国的越国也差不多少:人口稀少,国用不足;政治上,还长期采取“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打起仗来,如同一群乌合之众,一点战争艺术都不讲。唯一可以说说的,仅仅是吴国锋利无比的武器,如吴钩,一种似刀,又非剑非刀的兵器,名扬天下。

  在中原各诸侯国里,吴国的价值,仅在于牵制南方那个桀骜不驯的楚国。早在吴王寿梦二年(公元前584年),晋国派大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传授一些基本的用兵之术和车战法,并向吴国灌输中原诸侯国的价值体系。到此,吴国与楚国开始了长期的军事对抗。

  公子光即位之前,吴、楚两国有史可载的战争有:公元前584年,吴国进攻楚国;公元前570年楚共王征伐吴国;公元前560年秋天,吴又征伐楚国,但被楚国打败;公元前538年,楚灵王征伐吴国,同时吴国也进攻楚国,占了楚国三个城后离开;公元前537年及公元前536年,两国战火不断,各有胜负;公子光自己也曾四次率兵攻打楚国——半个世纪多一点,吴、楚之间的战争发生了至少不下十次。

  述说战争的目的,在于体会吴国经济的压力:这是一个以战争补充为基本导向的经济体系。除了农耕经济以外,吴国最著名的产业是武器制造产业,与民生无关,并受到官方管制——官方根据军事项目的需求,直接采购原料、招募工匠,成批量生产。《吴越春秋》记载,干将、莫邪为吴国铸剑,冶炼时有三百人“鼓囊装炭”。

  以战争与扩张为基本方针,导致的结果将极有可能是促成一个“军需依赖型”的经济体系。从自由市场“人力、土地、资本”三个要素观点来观测吴国经济社会,人们可以发现,由于战争接连不断绵绵无绝,自由市场持续发展的三大要素都遭到了破坏;相当一部分土地,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今天吴国占领,明天或许落到楚国手中;资本(即财富)大量消耗于战争——因而,尽管吴国地处太湖沿岸,有水泽之利,农耕经济先天优越,但很难指望这个新兴的实力派诸侯有多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借伍子胥谋划之力而即位的吴王阖庐,以及后来的吴王夫差,并没有对吴国发展中的隐患做出必要的调整,政治基调仍然是军事扩张,甚至是无节制的扩张。伍子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体现在引进了一批职业化军事人才,如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孙子,伍本人的军事才能也很高。这些举措对经济秩序的意义,仅仅在于规范军事项目,并在军事活动中保证了较大的胜率,避免人力、物力的意外消耗。随着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所杀,孙子隐居,吴国的这一点点优势都难以维持了。吴王夫差在与北部强国齐国的军事对峙中,掏空了所有积蓄,以致为复仇的越国所乘。

  越国复仇成功之后,再也没有多少出色的表现,其强盛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地走向没落。越王勾践沿着吴国向中原扩张的路子示威性地走了一圈,很快就缩回去。之后的情况,大抵与吴国类似,越国陷入了与楚国、齐国长期对抗的泥潭里了,后为楚国所灭。

  值得一说的是,吴、越两国的治理模式简单粗放,对依靠军事占据的土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因此军事胜利不能转为经济胜利,军事活动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耗:越国曾占领长江、淮河流域,却因此无法管理而予以废弃,结果被楚国占领。

  回想当初勾践“卧薪尝胆”式的经济管理,即最高级别政府直接介入一线进行运营,注定了勾践和他的子孙们只能治理一个狭小的领地——领地急速扩大,对勾践而言其实是一个管理的灾难。勾践式经济管理,只能用来救急,是一种临时的财力集中和调度。一旦实现目的,成功也就意味着心理疲倦——不可想象,勾践将会保持原先的执政风格:他“鸟尽弓藏”、杀死功臣文种的同时,也失去了未来的方向。他不能从经济生活中总结出一套能长久运行的制度。他的子孙,更无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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