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怡：中国实践丰富发展经济学理论

　　⊙梁怡

　　任何一套理论范式的建立都需要历经多年的积累与提纯，一套具有普适意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范式尤为如此。如果断言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已然形成虽显过于草率或着急，但经过五十多年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不仅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也已初具了一种中国式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这一说法或许并不夸张。

　　十七大报告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中国范式形成过程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透过中国官方文件那一以贯之的表达方式，人们看到了一个初具轮廓、严谨又极具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已经形成，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为形成这一中国式的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在最初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也出现一系列问题，如城乡差别的扩大、失业加剧、农业发展受损和市场机制被忽视等。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对既有的工业化理论进行反思，学者们逐渐达成一种共识：须重新定位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且要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尤其是进入80年代，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学者们通过历史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把工业化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了影响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例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波金斯和罗默·斯诺德格拉斯从贸易和工业化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工业化战略，由此推进和深化了工业化问题的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更趋深化，这尤以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桑加亚·拉尔的研究为代表。依据激励有效性假设，他把贸易战略作为工业化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认为成功的工业化在短期内意味着物质能力的增加或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且这种能力的建立与利用是有效的；国家层次上的工业化成就与激励密切相关，同时还取决于国家层次上的能力与制度，即国家层次上的工业化成就是由激励、制度与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斯特纳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环境政策选择上以税收作为工具来解决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表明发展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研究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重视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来研究工业化问题。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和产业制度变革为特征的发展过程。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总体上已前进到中期阶段，尽管各地区之间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但它注定了中国在走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持续发展及重视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等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今中国工业化道路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合理选择，尽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从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中吸取精华，又反思了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传统工业化战略，但主要是受到了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