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辰：斯密的经济道德情操药方

　　

　　◎ 李俊辰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

　　在本栏上次的文章提及在英格兰银行今年发行的新版20英镑纸币上，人物头像由现代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取代了英格兰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斯密今天最受人注目的当然是他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被视为是竞争与市场力量概念的原创作品，至今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论著。不过，以笔者来看，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似乎更得到斯密的重视——《国富论》出版后只修订了两次，而斯密所著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修订了五次，而且斯密直到死前三个月还在抱病做最后的修改和充实，可见道德问题在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心中的地位。

　　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一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斯密致力研究“道德情操”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1737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出类拔萃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以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给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奇森似乎注意到了斯密的天资，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1740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斯密致力钻研《人性论》等当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1759年4月，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

　　在听取了一些研究哲学的朋友们的意见后，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第二版做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即发展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明确提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此外，斯密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斯密论证了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今天的全球经济中，要求进行道德投资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呼声越来越高。而这一切，早已在斯密的预料中。在他看来，这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然而，如何将道德引入其间，也是斯密毕生的追求。

　　250年前，在英国经济迅猛发展之时，斯密曾满怀热情地呼吁政府放弃一切阻碍人们发财致富的政策，而采用顺应和放任人类天性，激发和利用人人都有的自利动机来增进个人财富和社会利益的制度和政策。然而，斯密在观察了英国社会产业革命30年后的情况，发现迅速富裕起来的英国人尤其是商人阶级，道德腐败愈演愈烈。曾认为财富与德性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的他，不得不承认通向财富和通向德性不是一条路子。这里的内在矛盾意味着现实选择的困难，既不能要求人放弃财富而追求德性，更不能放弃德性而追求财富。不过，他或许希望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今天许多世界富豪的慈善活动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两百多年过去了，在这个钱潮滚滚而“礼崩乐坏”的时代，笔者回国时发现，中国的各个阶层似乎都有些彷徨，究竟该何去何从？当年斯密开出的药方是两个，第一，人的幸福感与外在的东西关系很小，钱多钱少无关乎快乐和幸福，内心的宁静平和才是幸福之源；第二，每个人都要唤起自己“同情共感”的天然能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公正旁观者”，努力做到推己及人。他认为，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做到这两点就能够培养起一种自制和自律的德性，才能克服虚荣、狂妄的心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仅有可能享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也有可能增进他人的幸福和快乐。

　　今天，中国人也开始关注商业社会中财富与德性的关系问题了。不久前，在中国环境保护史上发生了两件引起世人极度关注的大事。一件是厦门市政府宣布投资海沧的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缓建。另一件是太湖蓝藻引起无锡市自来水发臭，无法正常饮用。

　　对一般中国人来说，都以为新鲜的空气和清澈的水是最充分的、甚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资源，但在PX与蓝藻面前，两大资源顿时匮乏，出现危机。今年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四天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开始审议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在内的数部法律。该法系首次进入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程序。《水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84年，曾在11年前有过第一次修订，此番再次修订，新增条款达26条，修改较大的条款24条，而该法原先只有62条，其调整力度可谓空前，意义非同寻常。

　　《美国商业周刊》不久前刊文说：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生态环境却急剧恶化。如今，中国汇集了世界上最高浓度的烟雾、酸雨、河湖污染，以及最严重的森林砍伐和荒漠扩大。这和相关企业和政府追求片面GDP发展有相当大的发展。而此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银行估计，中国近60%的城市人口居住城市的

空气污染水平至少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水平的5倍。污染型增长的经济代价非常巨大，但很难计算。世行报告估计，在2003年，污染的健康代价约为GDP的6%，即7810亿元人民币，但这还不包括治理成本，以及当前不可持续发展对工业造成的未来成本。

　　无可否认，经济发展必须受到法律和道德监督和制约，企业必须促进教育发展等社会行为。“君子好财，取之有道”——这句话反映了合理化或道德化的经济学最原始的道理。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应保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任何非法、非道德地“掠夺”致富都是对社会发展的践踏。在先天不足的法律监督下，如果能有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变革，那是一种对社会的真正的责任感。

　　在中国，学界有类似“经济学要不要讲道德”、“伦理学要不要科学化”等方面的问题。在患得患失于效率与平等、发展与代价、经济与道德、自由与公正之间的情况下，企业和政府了解一下亚当·斯密的理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因为，如何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下，进行道德投资和提高道德情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