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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蕙馨等：产业链纵向关系与分工制度安排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22日 09:01 中国经济时报
-学人新论-杨蕙馨 纪玉俊 吕萍 分工与产业链的形成 产业链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分工理论。《国富论》揭示了工业生产是一系列基于分工的迂回生产的链条，并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不仅指出了分工的重要作用，而且提出了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即“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继斯密之后，阿林·杨格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文献。杨格的思想被总结为杨格定理：市场规模扩大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沿着同一思路，施蒂格勒指出：“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定理是关于企业和产业功能的理论的核心，并且还可以用来说明许多其他经济问题”。施蒂格勒认为，企业之所以不把报酬递增的功能交给专业化企业(产业)来承担，是因为“也许在给定的时期，这些功能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持一个专业化的企业或产业”。所以，“在不断成长的产业中，典型的情况应是纵向非一体化，而纵向一体化倒是衰落产业的特征”。可见，从斯密到杨格再到施蒂格勒实际上是提出了“由于分工而形成产业链”的思想。 现实经济生活也逐步验证了上述思想。斯密主要分析的是企业分工，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需求的多样化，原来由企业承担的部分职能开始发生分离，企业所承担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随着各个环节从事同一分工的企业不断增多，随之形成的产业纵向分工也越来越细。比较典型的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市场的形成，企业的纵向分离、外包、外购中间产品或中间服务开始大量出现。此时，单个企业的生产不仅受到自身能力的制约，还受到上下游企业的制约。随着产业中分工的不断深化和演变，企业之间的关系也不断演变，既有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互补，也有相互竞争和制约，产业链的雏形就显现出来了。正如马歇尔所言：“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情况的”。马歇尔把这种机能的再分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发展等形式”；机能再分增加了各部门之间协作的需要，马歇尔将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关系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称为“积分法”。 产业链纵向关系与分工制度安排 马克思在《资本论》“分工与工场手工业”一章中将分工分为三类：“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分工”。他认为，前两种分工是社会内部分工，后一种是工场内部分工，两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上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买卖为媒介”。马克思对分工的分类实质上说明了分工的两种不同制度安排：也就是分工可以通过企业制度来组织，即分工在企业内进行；也可以通过市场制度来组织，即分工在企业间进行，自科斯1937的企业定义之后，人们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企业与市场成了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制度安排。钱德勒1977通过对1840年之后美国现代企业兴起的考察，以系统的历史资料验证了科斯的结论。钱德勒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了亚当·斯密所谓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以交易成本概念为核心，威廉姆森把科斯的理论发展成了一个相当严密的体系，认为不同的交易对应着企业、中间性组织和市场三种不同的治理结构。 交易与分工相伴而生，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结合产业链纵向关系的特点，本文把分工的制度安排分为三类：企业分工、准一体化契约分工和市场分工。具体到产业链而言，由于分工形成了产业链，自然会产生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关系。本文认为产业链纵向关系是指，产业链中的企业对于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及整合所实施的一种企业行为，主要包括纵向一体化、纵向契约关系和纵向分离三种形式。不同的纵向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制度安排，实质上就是进行分工制度安排的优化以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具体来说，产业链纵向关系与分工制度安排的对应如图1所示。 (一)纵向一体化。企业分工纵向一体化是指在一条产业链，上游(下游)企业通过购买下游(上游)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而获得被收购企业的股权，也称为纵向并购。当上游产品供给或者下游需求有限而且存在不确定性、缔结契约有很大难度、厂商难以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时，往往通过一体化来解决问题Bohon，Whinston，1993。通过纵向一体化，上下游企业间的分工变为企业内分工，主要由权威进行协调。 (二)纵向契约关系。准一体化契约分工上下游企业间会涉及大量中间产品交易，而中间产品交易往往是重复进行的，交易双方的关系是长期的。基于长期合作关系签订的契约关系，对双方都有很强的约束力，纵向契约关系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混合”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上下游企业间的分工由准一体化契约来协调，手段主要包括权威和价格。 (三)纵向分离。市场分工纵向分离是指原来包括多个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将其中的某个或多个环节从企业中剥离出去，变企业分工为市场分工。在此指的是利用价格制度的优势，对处于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间的分工进行组织和协调。价格制度是人类为达到合作和解决冲突所发明的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张维迎，1996)。 实施不同的产业链纵向关系可对分工制度安排进行恰当的选择与整合 从斯密、杨格再到杨小凯，都指出了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仅仅有了分工还不能必然促进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分工进行组织和协调，即进行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与整合。具体到存在着严密上下游分工的产业链而言，采用何种分工制度安排对产业的发展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实施不同的产业链纵向关系就可以对分工制度安排进行恰当的选择与整合。 交易成本和收益会影响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具体采用何种纵向关系以选择不同的分工制度安排，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也会随着交易成本和收益的变化而不断整合。产业链中的纵向关系实际上是企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分工制度安排进一步整合的过程。因此，从产业链的形成以及具体产业的发展来说，不能仅仅从宏观的角度泛泛而谈，更要从微观的角度，即对产业链内部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及整合加以关注。只有把分工的组织形式协调好，产业链作用的发挥才会具备微观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一条产业链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利润逐渐向产业链的研发和销售两端转移，而中间制造环节的利润则受到层层的纵向控制与压榨。“微笑曲线”就是对这一现象生动的说明，这也是中国目前众多产业发展所遇到的亟须解决的问题。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人均每年3.8万元，是美国和日本的4%，德国的5.5%，即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主要从事低端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链中的企业如果仍然采取市场分工的制度安排，就会永远被锁定在利润的低端环节，从而使得本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失去基础和动力。企业通过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则可以变市场分工为企业分工，通过控制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而获得分工制度安排的最大收益。另一方面，待时机成熟时又可以通过纵向分离变企业分工为市场分工，只从事产业链中的利润高端环节。同时，如果市场分工因交易成本太高而影响到分工制度安排的收益，则可以通过签订纵向契约变市场分工为准一体化契约分工。在某种程度上，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的重新选择与整合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可以从制度设计上为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制造业的发展和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与整合密切相关，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同样涉及到这一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产业链可采取不同的分工制度安排：企业通过市场向下游农户订购农产品，这是采取市场分工；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使下游农户变成工人，则是采取企业分工；企业也可以和下游农户签订纵向契约，采取准一体化契约分工。在产业链分工制度安排选择与整合的过程中，由于农户经营的分散性等原因使得企业分工和市场分工都很难获得分工制度安排的最大收益，所以，实践中最终筛选的结果大多是采取了准一体化契约分工的制度安排，即“龙头企业＋农户”的模式。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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