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小凤：预防腐败的经济原则

　　-　史小凤

　　劳动经济学的教授让学生作一个关于工会主席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同学说：“我又没有当过工会主席，没法腐败，让我怎样分析？”教授只得以可掬的笑容回应这位同学。看来，这种分析确有些难，因为它是个难以克服的世界性痼疾。

　　关于“腐败”的经济分析，难点之一是它不像经济学那样有分析的对象可以实证地度量和统计。但是，腐败对社会政治经济肌体的侵蚀，人们时常切实感受得到。而作为经济学分析对象的 “腐败”，主要涉及对组织、公众经济利益的非法转移，意指公众利益“代理人”的腐败。“代理人”的腐败，可以有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若以私权谋公利，通常称为 “大公无私”，经济学上称为“利他主义”，需要提倡；而以公权谋私利这件事，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是属于必须加以反对的行为。

　　有一些因素决定着“代理人”腐败，比如代理人为获得既有权力已花费的努力，是其“沉淀成本”，而他如“奉公守法”预期可为自己带来多少利益，是其“奉公守法”的机会成本，而 “沉淀成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腐败”得到补偿，则要计算“奉公守法”的机会成本的大小。显然，奉公守法的回报率越低，代理人为寻租者提供“权力服务”的动机就越明显，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代理人对腐败行为所带来的风险的预期越高，代理人索取的“权力服务”的报酬也就越高。同时，代理人的“权力服务”会随体制演变、政策变动及市场结构等因素影响而变化权力的“折旧率”。

　　预防腐败，首先必须要有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包括，对腐败的成本与监督强度之间的关系分析；对容易发生腐败的权力机构的制度特征的考察，弄清这些权力与什么样的经济利益相联系，以及权力被滥用的程度与权力寻租含量之间的关系；腐败的出现是否存在与滥用权力相竞争的其他形式的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这些替代品的费用与权力寻租费用的比较是大还是小；同时也要考证现行制度对权力使用者提供的保持其“廉政” 的经济激励的强度与腐败发生的频率。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系统性腐败的主要形式是“立法腐败”与“行政腐败”，前者涉及社会及政治体制改革，后者涉及如何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为了抑制腐败，它们首先考虑的是要培育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势力的社会中间阶层，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沟通社会各阶层的“公众空间”，并在公共领域内扶植独立于政府的民众舆论，通过舆论监督和宪法运作对滥用公共权力的官员加以制裁。其次考虑的是建立政府与公众社会关于反腐败的“对话渠道”，以便双方共同克服腐败的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阻碍。同时，收集数据与案例，甄别各公共行政部门的腐败程度及发生腐败的主要途径，再由跨学科委员会制订各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并向一切公民及愿意查询的人公开。最后，还要设立公共基金用于下列目的：雇佣专业私人调查人员对举报案件以及对政府的反贪污机构可能发生的违法活动进行调查，发行专门的面向公众的免费刊物披露基金使用状况及工作进展，赞助建立独立于权力机构的各种举报中心等；设立政府基金用于大幅度增加公职人员的“年功-报酬”曲线的斜率，从而将公职人员的一部分工作报酬及“廉政奖励”的大部分延迟到他们退休以后再支付，这一经济激励有助于缓解公职人员行为的“短期化”现象。

　　这些措施在中国能否适用还不大清楚，但是我们至少要承认，代理人以“以公权谋私利”的行为，在中国首先与“用人体制”相关。从防腐败的角度看，我们就要研究如何把那些愿意为公利而勤奋工作的人选出来去作“代理人”，去掌握“公权”，而不是那些一有机会就利用公权搞腐败的蝇营狗苟之辈。从这个意义上说，防腐败至少要做的是改革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 “坏人”当权的机会。其次，“以公权谋私利”这种不合法的事能泛滥开来，说明我们的执法显然是不严的。应当承认，不管选拔制度多么严格有效，也总会有一些热衷谋私利的人混进行使公权的岗位。那么，就要建立公职人员监督制度、立法与司法制度，使得每一个行使公权的人都能受到公众的严格监督，使得那些敢于以公权谋私利的人能及时地被揭露并受到应有的处罚。

　　但是，选人、监督与执法，又都是有成本的。减少产生腐败的“概率”，不仅取决于你监督了多少人，还取决于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有多少，即有多少人“需要被监督”。所以，反腐败的成本和防腐败的有效性是个要研究的问题。当然，更应当研究的是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因为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有没有这一系列体制。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有太多的经济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生产、供给与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对众多的掌握着某种公权的人们进行监督困难就显然很大，防止腐败的成本就会很高。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减少那个“公权”，让市场经济社会里“私权”起作用的事情多一些， “以私权谋私利”不构成问题，则“以公权谋私利”的事儿就会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