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哈佛访问记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张晓晶

　　一晃就快一年了。初进哈佛时的那份激动，逐渐归于平静。传说中的、带了许多光环的、抽象的哈佛，现在已经具体而微了。

　　从手里端着咖啡在哈佛园匆匆而过的学生到衬着Memorial Hall在夕阳下变得如梦如幻的喷泉；从冰天雪地里领受喂食的乖巧的小松鼠到查尔斯河上排成方队的悠闲的野鸭；从越摸越亮的哈佛铜像的左脚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令胡适大赞不已的精妙绝伦的玻璃花；从哈佛广场露天咖啡馆弥漫着的轻松与随意到每逢大考前舒解压力的尖叫与裸跑；从本科新生千人共餐于大食(礼)堂的壮观到哈佛工人为争取平等待遇而绝食的执着；从刚刚结束的热烈奔放的艺术节到值得期待的毕业典礼上比尔·盖茨的演讲……

　　这些在心头不断浮现的哈佛印象，就像摄影机的镜头，摇过去又摇过来，未经剪辑的凌乱和真实。

　　经济系的数学和《经济学季刊》

　　学经济的离不开数学。而经济研究中的拦路虎往往也是数学。哈佛经济系的数学一度是不怎么样的。

　　在熊彼特“主政”的时候，开始注重数学。但遗憾的是，他自己的数理并不敢恭维。所以，尽管熊彼特在经济系开经济数学课，但在数学系的人来说，只能用“糟糕”二字来形容。后来教数理的任务交给了里昂惕夫。直到1960年代，经济系数理薄弱的局面才有所改观。

　　这里还有一个与数学有关的故事。据伯南克说，萨缪尔森在哈佛毕业后之所以选择去MIT，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哈佛经济系，学生们的数学不行，从而萨缪尔森那本经典的《经济分析基础》在哈佛并没有市场。不过，据哈佛人的回忆，则是由于这边不给他位置，把他逼走了。他们后来很后悔，觉得放走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

　　曼昆也说，高中时数学是自己的强项，在数学SAT考试中得了800分，还得了当时的高中数学奖。但直到他上了普林斯顿，看到数学方面真正的牛人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能力的局限。他选了一些很难的数学课，但成绩平平。不过，他说，现在他的学生们数学大都非常厉害。近年来，他的一些论文合作者都是有很强数学能力的哈佛学生。而自己的比较优势则在于经验、直觉、写作能力以及有一只对重要问题嗅觉敏锐的鼻子。因此，建议那些数学能力不太强而又想做经济研究的学生(者)们，最好是做教授。

　　今天，哈佛经济系有来自MIT、普林斯顿等校毕业生的加盟，在数学方面和以前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这里数学化的味道仍然不浓。这是和当年里昂惕夫反对经济学数学化有关？抑或是自知竞争不过近在咫尺的MIT经济系的数学而避短扬长？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没有人真的以为数学化是经济学的归宿。

　　下面这个故事是经济系引为骄傲的。读者可能知道，哈佛经济系有一本重量级的学术杂志《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简单称QJE)，目前由巴罗主编。这是哈佛经济系在19世纪末自创的刊物，前四期网罗了不少大家包括马歇尔、埃奇沃斯、杰文斯、庞巴维克等人的文章。马歇尔称赞说，美国的这本学术杂志很了不起，在英国还没有可以与之对等的刊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英国后来创办了《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最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会觉得QJE实在是办得好，于是打算把自己想出的学会季刊与哈佛经济系的季刊合二为一。但是，骄傲的哈佛当时拒绝了这一请求。现在看来这一拒绝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为不能合二为一，美国经济学会只好于1911年自己出了一份刊物，这便是现在执经济学之牛耳、学子们心向往之的、鼎鼎大名的《美国经济评论》。

　　理想主义者萨克斯

　　萨克斯(Jeffrey Sachs)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所长。他是从哈佛出走的。提到他，是因为最近在一次会上的相遇。四月上旬的华盛顿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我去布鲁金斯研究所参加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其中印象深刻的是萨克斯的午餐主题演讲。

　　他演讲的题目是“2050年的全球经济”。他开玩笑说，如果预测宏观，那么很可能三个月就能见分晓；但预测2050年的经济，则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他因为旅途劳顿而略显疲倦，但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干，吐字清晰但语速较慢，俨然一副国际社会领袖的派头(大凡领袖之类，说话都是比较慢的，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个秘诀。我猜想在给这些领袖做培训的时候，语速恐怕是一个重要的训练项目吧)。

　　萨克斯讲到了中国北方的水资源问题。他说，要想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应采取新的人口定居政策，比如让北方的一些人口迁到中西部。这一提法很让我震惊。因为从经济发展角度，有不少国内专家已经提出要在东部大力发展大城市(带)，中国主要人口(占总人口70-90%)都将分布在东线的如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地区。为配合这一战略，已有相应的人口流动政策(户籍制度正在改变)及西所东输南水北调工程等。这和萨克斯的想法恰恰背道而驰。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吗？事实上，萨克斯针对中国西部地区的考察已进行过多次。我理解这种分歧恐怕在于：中国专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增长，而且是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而萨克斯更多关注的资源限制的刚性，而且是未来四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资源限制。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中国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萨克斯的提法未尝不是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萨克斯接着说，就全球而言，水的问题从而粮食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环境所带来的问题(如全球变暖)是非常严峻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认为增长模型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如考虑到知识技术的重要性，加入了人力资本；土地也可以进入增长模型了，但如何加入资源限制变得越来越迫切。正是基于对资源限制的关注，使得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有了新的体会。他在给转型经济国家作顾问的时候，主张的核心是引入市场，并且提出倍受攻击的“休克疗法”。但在非洲发展问题上，在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上，他认为价格信号有时候是不起作用的，从而需要政府的干预。正因为如此，有人在评论他的《贫困的终结》一书时，指出萨克斯正走在哈耶克所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上。

　　萨克斯是一个对全球的发展雄心勃勃的人，事实上他正在介入世界发展的进程。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这是苏东剧变的时代，他在帮助或促进这些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另说)；而当这些国家走上市场化道路以后，他发现还有一块被遗忘的非洲大陆，于是整个精力投入到了非洲。非洲不会在今后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中发生根本的转变，因此我想，他今后工作的重心将会一如既往地在非洲。作为这个实用主义时代少有的理想主义者，萨克斯在非洲的实验令人钦佩。

　　与经济学的亲密接触

　　在哈佛听课到底有什么好？这是别人喜欢问起自己也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在这儿听课，觉得离经济学最近，能够身临其境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是舶来品，中国人在学的时候难免有一层隔膜。再加上有时候繁杂的数学模型的张牙舞爪，更是让人难以接近。不过，在哈佛，你会觉得经济学要容易接近得多。

　　以前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常常是外在、抽象的，与自己无关的。但在这里，你会感觉，经济学就在你身边，而发生在经济学演进中的故事从老师口中娓娓道来，有时这位老师就亲历其中。当巴罗在评述弗里德曼学术贡献的时候，当曼昆在谈论卢卡斯批判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深刻的体会。这些当然是西方人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优势。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的问题而展开的。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战后到60年代增长的黄金时代，到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滞胀， 以及90年代全球化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三、四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60年代索洛宣称宏观经济学使命的完成，70年代理性预期与后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以及90年代新的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等等。这些粗线条，我们也可以从书本上获得，但是更具体的，比如弗里德曼的哪篇文章影响了卢卡斯，或者曼昆的菜单成本灵感来自何处之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又比如，60年代出现的大型计量模型的应用，显然是基于索洛所说的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宏观经济结构方面的知识(藉此设定计量方程)，因此宏观经济学可以休矣。但正是这些令凯恩斯主义者沾沾自喜的大模型，对卢卡斯来说，却是垃圾，应该扔到窗外去。在卢卡斯看来，理性经济人可以对政策行为作出预期和反应，从而模型的参数是会改变的。显然“卢卡斯批判”有个巨大的靶子。再比如，现在一大批活跃的经济学家(特别在开放领域)，如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奥博斯菲尔德、罗格夫等，当年都是同学，曾经于1977年在MIT一起聆听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的课。罗格夫说，当时萨克斯、萨默斯、克鲁格曼三人很受宠，而自己则不受人待见。多恩布什的老师是蒙代尔。于是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到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再到奥博斯菲尔德与罗格夫(简单称OR)有关

汇率动态的Redux模型，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就这样一步步走来。这些模型背后的故事看似学术界的八卦，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经济学的薪火相传和新思想的源头。这时候再看理论和模型，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了。

　　让我能够亲密接触经济学的另一个原因是课后的Section，其实就是答疑课，它让你减少了对于复杂模型的恐惧并建立起对模型的正确态度。教Section的那些助教，都练就了高超的模型推导功夫，好比庖丁解牛，常常一个复杂模型在他们那里三下两下(这是夸张，有时是几黑板)就被“解决”，让你觉得，复杂模型就是有个狰狞的面具，真的深入进去，也并不可怕。另外，国内的讨论，由于缺少平台或者说共识，经常会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争论。比如为什么效用函数是这个形式？你可以这样设定，我难道不可以那样吗？我们时常以为这些设定是一些天才的突发奇想或者多少有些随意，其实不然。不同的方案，在他们那里都是有过争论的，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才发现，这个设定比较好，至少目前来看是比较好的，于是留下来，进入主流教科书并被广泛应用。比如，在讨论粘性价格的时候，有Taylor设定的模型，也有Calvo的模型，但最后，人们用的多是Calvo。原因正如布兰查德所说，这个设定是比较易于处理的(tractable)。再有，Dixit-Stiglitz的偏好设定也应用广泛，不过，用它的时候需要理解这个设定是“偏爱多样性的”，即在一定的预算限制条件下，消费种类的增加就一定会增加其效用，哪怕因为总的消费种类的增加而减少了单个种类消费的数量。如果模型的目的和这种“偏爱多样性”并不相符，显然这个设定就不适用。有时候，一些设定，纯粹是出于求解的需要。因此，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学的局限，它会迁就数学的发展。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模型的理由。

　　

毕业论文与“中国问题”

　　毕业论文对哈佛学生也是考验。毕业答辩一般分口试和论文两部分。

　　口试主要是考察学生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听起来好象很简单，其实也是真功夫。因为要掌握大约一两百篇文献，才可能不被问倒。想想这是怎样的工作量？有时候，一篇文献要花好几天都未必能啃下来。我们的学生在读文献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只看看摘要，以为把握了精髓，而在这里，老师往往要问，某篇文献与另一篇文献有什么区别，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展，理论模型上还是计量方法上，或者是某个部分的处理技巧上，如果不“深入”文献，显然难以过关。阅读文献的关键是要学生领会文献作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是学术入门的基本功，对于论文写作也极有帮助。哈佛经济系的一位博士生说，他非常喜欢参加一些Seminar，看高手大腕们如何过招。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些学术大师们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而这些东西，书本是永远不会给我们的。只有这样的学术环境熏陶，加上自己的钻研，才可能体会到这种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种大彻悟，绝不是一两年能够修炼成的。

　　这里的毕业论文写作不需要国内那样长篇大论，一般只是一篇文章(Job market paper)，却最能磨炼人。比如看到一篇东西，老板(导师)说，这个结果怎么会是这样，不太明白，你看是怎么回事。如果自己恰恰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种概率很低)还好，否则，就只能从头演算。要是某个计量方法以前没学过，现在就只好现学，然后把别人的结果复制出来。这个过程，费时费力。当然，你能复制，就比较能够理解文章的含义以及作者的出发点和逻辑了。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谁愿意那样去做呢？尤其是要花那么长时间？国内有些学生忙于找工作，早就知难而退了，而导师也善解人意，根据国情从宽处理。师生皆大欢喜，论文可能就惨不忍睹了。

　　关于论文选题，看到国外媒体以及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过度关注”，似乎中国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但圈内人聊起来，还是觉得中国问题可能不及阿根廷的债务问题重要；由于历史的、制度的原因，中国问题可能也不及印度甚至肯尼亚问题的重要。或许这也跟很多活跃在美国经济学界的教授来自于南美、印度等地有关吧(据我所知，在哈佛经济系好象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教授)。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变。从学术发展来看，如果说宏观经济学发展来自于美国的经验，那么国际经济学的很多理论进展就与80年代日本的发展经验有关。转型经济学更多关注的是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而中国经验在发展经济学中变得重要起来。参加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两次讨论，一次是有关中非问题的；另一次是Dani Rodrik讲制度与增长，从头至尾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并且，现在讲开放经济也言必称中国。比如任何一门高级国际经济学课程中的全球失衡问题，就不能不讲到中国。我感觉，中国的经验在推动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而中国的影响(与其它国家的互动)在推动着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当然，这些学术发展如果由中国人自己做出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