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天启：煽情与经济学理性反思

　　冒天启

　　韩朝华教授最近有一篇网络文章，认为对当前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泛道德化的批评，而是要进行经济学的理性反思。对此，我很有同感。人文学科的领域很多，各门学科都有不同的研究分工，搞经济学研究的同行们都清清楚楚的明白，道德上的愤怒，对经济学研究不会提供任何依据，这似乎是老祖宗说过的一句常识。

　　我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成绩，为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奠定了基本框架，为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条件。但是，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依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是现行的权力结构，还是资源分配体制，都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需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新体制。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转型的国家来说，要想健康的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必须对国有经济的垄断布局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都必须对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进行调整，都必须使产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逐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这种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利益的新矛盾，从而出现一些社会问题，对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理性的对策建议。就我国当前来说，对以下诸问题，谁都不会否认，这主要：

　　一是权力资本扩张。首先是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中国搞市场经济的起步点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尽快改变居民贫穷、国家经济落后的局面，因此忽视了与市场相关的立法建设。市场准入权由政府的官员通过行政审批行使，且又对行政权力缺乏监督，包括：立法的、制度的、舆论的监督，这给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受贿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的权力向资本转化。有研究报告估计，贪污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约达GDP的17%以上。其次是官员的超常消费引起了民愤。据报道，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即“三公”的开支共计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公车消费3000亿，吃喝、出国各2000亿，相当全国财政支出的七分之一。如果按我国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要为“三公”付出500多元的代价，这相当于中等以下城镇大多数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是民众一项沉重的负担。第三是官员执法犯法。农村基层公职人员挪用国家支农资金、征地补偿金和扶贫、救灾、救济等款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私分、侵吞、挪用国有资产或出卖国企利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犯公民人身和民主权利等犯罪事实。被逮出来的那些个“人物”，一个更比一个坏，他们在台上说的，与他们实际做的，完全两个样，造成了社会民众对执政党权威的怀疑。

　　二是贫富差距在扩大。世界银行对此进行过测算，1980年我国人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2，到1984年下降到0.26。但这以后持续上升，2001年达到0.45，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警戒线。如果按基尼系数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属于当今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这里还有一个转型国家都普遍存在的灰色收入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统计数据中，对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估计过低，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而重新计算基尼系数，肯定将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还需要指出：1999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从1.5万亿增加到近4万亿元，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却相当滞后，人们被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中国经济虽然在高速增长，但穷人却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市场秩序混乱。假冒伪劣、市场操纵、信用丢失、财务造假、虚报信息、盗版侵权、行业垄断、管制错乱等，严重的侵犯了消费者权益。另外，掠夺性经营，官员政绩性工程，使耕地丢失、环境破坏，能源损耗，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下降。

　　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严肃、严格的法制、法治；当然也需要严厉的道德批评和严格的道德约束。但道德约束，归根结底，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社会政策，以提供能够约束道德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环境。应该承认，我们在推进经济转型的同时，不仅忽视了必要的及时的立法以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而且也忽视了社会的道德约束。体制建设与法制建设、道德建设，是三位一体的事情。韩朝华教授在他的网络文章中，提出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批判，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泛道德化的清谈，他提列了几条理由，一是道德化的批判只针对别人，不面向自身，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利益和立场是不道德的。因此，在人们的道德化批判话语中，利欲熏心的官员、医生、教师、学者、企业家……几乎都是媒体报道或者网络传言中的人和事，与每人自己和自己的熟人都不沾边。在每人自己熟识的官员、医生、教师、学者或企业家中，似都不象报道和传说中的人物那么贪婪和非理性。因此，泛道德化的社会批判只指向他人和生人，不指向自己和熟人。二是在泛道德化的思维中，一切与自身利益不一致的立场、视角、主张都有可能被斥为不讲良心、道德沦丧。而正常的利益对立和差异一旦被混同于道德上的是非之论，就完全偏离了解决问题的正轨。也因为如此，随着泛道德化改革反思的蔓延，全社会中开始弥漫起一股暴戾之气。它不是引导公众正确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社会正面临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任务，反而人为地挑动对立情绪，激化社会矛盾，实在是煽情有余，建设不足。三是对各类社会“乱象”的认识局限于道德批判，必然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当事人的个人品性，如人品、良心等等，并得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即社会如此混乱主要是因为具体当事人太坏。由此导出的对策思路当然是惩治个人。惩治个人的本质是换人，不是换制度。而只换人、不换制度的改革甚至革命，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打倒了一批旧的“坏人”，再换上一帮新的“坏人”。其实，人是大体一样的，不过自利而已。在缺乏恰当的制度来规范和协调个人自利行为使之与社会利益相兼容时，任何个人掌握权力(行政、资本、信息或话语等等权力)后都会使权力的运用偏离社会利益，成为其谋求自利的工具。对待社会失序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不公、腐败等问题，简单地诉诸道德抗议和情绪化批判是传统德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老套，中国社会苦于这套陈旧思维已久。朝华教授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三条理由，集中点是讲社会环境以及制度建立的紧迫性，这是我非常赞成的。

　　邓小平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但那时，邓小平并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而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却是很难纠正的。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劳动与劳动二重性，资本与资本供求两条线，原本就是两套思维工具，如何让让他们和谐起来，很是需要长期的实践。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说：“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更是明确告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问题，是很实在的，而这正是社会各个阶层所深深忧虑的问题。

　　推进中国转型有两条基本的理论，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二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在新时期，为建立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也需要重新认识这两条理论，从而为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思想基础，也为有效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提供体制依据。

　　首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把实现公平正义摆在重要位置，并把这种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融入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三大按照邓小平的思想，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那是讲的这个理论，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强调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而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但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温家宝在他的署名文章中说：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这里所讲的第一个任务，与邓小平所讲的思想完全一致；但第二大任务将“社会公平与正义”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却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认识。公平、正义、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他同时也是一种对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追求。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道德成果纳入对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这为推行有效的社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都需要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就不会轻易改变，就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把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融入体制，权力资本的扩张会得到约束；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得到调整。

　　其次，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中，要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实行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基本路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实施政企分开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但在新时期，我们更加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但要明确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切实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覆盖面不广等的问题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突出问题，优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发布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确保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政府职能的新的定位，使实行有效的社会政策有了主体，为道德提供了体制依托。

　　亚当·斯密在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 有效的社会政策，为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提供了道德基础；而一定的道德规范，是维持市场经济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必需的行为准则，它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支持性资源”。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情操，还是“支持性资源”，归根结底，需要体制环境。

　　经济学家要对许多紧迫的社会问题进行道德批评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科学的严格分工范围内，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理性的经济学依据，引导公众正确地认识和思考中国社会正面临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任务，否则，那的确就是一种“煽情”。如果把“煽情”说成“旋风”，那也不过是一股螺旋运动的风而已，风过，一切如旧，对改革创新毫无任何建设性意义，煽情者也落个情衰的糊涂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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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鲁教授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他对城镇居民收支进行了专项调查和数据分析，根据居民的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分布等实际状况，国家统计数据中对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估计严重偏低。根据推算，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至少应当有10.96万元，而不是现在公布的1.05万元，这就是说，城乡居民收入的总和应当是13.5万亿元，而不是公布的8.7万亿元。遗漏计算收入大约三分之一。由此推算，城镇最高与最地0%收入组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大约是31倍，而不是公布的9倍；与此相应，全国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是55倍，而不是现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见《比较》第33辑，《我国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 第1356-1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380页。

　　详见 新华社2007年2月26日电讯稿。

　　亚当·斯密：《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