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吉：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偏好管窥

　　尹玉吉

　　随着一年一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临近，今年谁会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翘首以待。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设立，1969年首次颁奖，其正式名称是“纪念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笔者对30多年来该奖的获奖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其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时间与其他学科相比，大大晚于成果完成时间。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不急于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最新的经济理论成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仅要达到专业的最高水平，而且其理论还须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以往情况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时间一般要比成果完成时间晚10-15年，甚至更晚。譬如，为1999年度获奖者芒德尔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项成果，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做出，它们分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篇文章中：一篇是1961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另一篇是1963年在《加拿大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制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以这两篇文章为主要代表的成果被近40年之后发生的两件大事所验证：一件是爆发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另一件是1999年初的欧元正式启动。颁奖时间的有意滞后，还能从得主的年龄差别上明显看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67岁，而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52岁。同时，这也意味着，经济理论作为社会科学，其价值有必要接受时间的检验，由此也折射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严肃性。

　　2、诺贝尔经济学奖常常注重实证分析，也即数理分析，充分运用数学模型。诺贝尔决定每年奖励社会和科学成就时，他还没有想到经济学。因为那时的经济学还仅存在于大学中，只是被美、英、法、瑞典等国的一小部分经济学家所接受，直到战后，经济科学才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后来居上，迅速成长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经济学定量分析的广泛应用，更使得经济学日益精密化、严谨化、科学化和具有可操作性，使它成为社会科学中惟一设诺贝尔奖的学科。现代经济学已远不止于概念范畴的补充和深化，也不仅是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充分运用数理方法进行经济分析，从而使经济理论的严密性、精确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相当一部分早年受过专门的数学训练，如康托罗维奇23岁时未经论文答辩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库普曼毕业于乌德勒支大学数学与物理学系，是美国西南大学数理名誉博士，西蒙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等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广泛运用各种数学模型，并借助于计算机等手段，无疑数倍地扩展了经济学家对经济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研究的效率。

　　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往往在得奖前就直接参与国家、甚至国际组织的经济决策，有着丰厚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绝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均担任着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有关职务。这样，他们就能够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经济研究的素材，使研究更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反过来，他们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经济政策施加影响。例如：丁伯根、萨缪尔森、托宾、弗里德曼、刘易斯和莫迪利亚都是政府顾问或是某个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国际组织(如欧洲炼铁联营、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的顾问。缪尔克尔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参议员，俄林是瑞典自由党的主席，诺思是捷克政府推动私有化进程的顾问。要说明这一点，美国是最好的例子。美国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的(占总数的66%以上)国家。战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始终独占世界经济的鳌头，这与经济学家们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20世纪60年代作为肯尼迪政府各部门(包括

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萨缪尔森和托宾都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政策的制定；20世纪60年末尼克松时期，“货币主义”得以付诸实践，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是美国财政部顾问，他曾参与讨论了政策的实施；面对石油危机和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又成为“里根经济学”以及英国“撒切尔主义”方针得以改变的理论基础，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少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又是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再如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德尔，40多年来，除去在大学任教外，还先后担任过联合国、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以及拉美、欧洲、北美一些国家和

美联储、美国财政部的顾问，等等。

　　4、诺贝尔经济学奖通常偏重于各学科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经济学研究成果。现实社会的经济问题，往往由社会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不同方面因素交织而成，那种纯而又纯的经济学研究肯定不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因此，务实和有远见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了各个领域，各种交叉成果不断涌现，这些成果往往更贴近社会实际，更能切中时弊。与之相应，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考察经济学奖对象的成果时，对拓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给予了广泛支持。例如，公式和数字方法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阿莱、科普曼、康托罗维奇、德布鲁、纳什、哈萨纳伊、塞尔藤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文理交叉的“数理经济学”。他们或者因“对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开拓性贡献”，或因“对一般均衡理论严格的再阐述”，或因“在市场理论和最大效率理论方面的贡献”，都使经济科学更加准确和缜密，从而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希、丁伯根、克莱因和哈韦尔莫极其关注将经济学与统计学结合在一起，从而创立和完善了“计量经济学”。获首届奖的弗里希和丁伯根，就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贝克尔的犯罪分析方法成功地将经济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理论相交叉，他的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初被美国政府充分运用，使犯罪率大大下降，从而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