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直：劳动和生活的平衡

　　“闲”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劳动时间进一步减少，闲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是走向未来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由之路。

   劳动和生活的平衡

　　近一二十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正在进入普遍的有闲社会。

　　在发达国家，进入普遍的有闲社会要比我们早许多年，因此，西方学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关注人的休闲生活，探讨“劳”与“闲”的关系，认识“休闲”的价值，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闲是同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事物，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休闲生活的增加。“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进步是并行发展的，劳动时间进一步减少，闲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这是走向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由之路。

　　10年前，“休闲”一词开始走进中国公众的生活里，那时，中国已经开始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对“闲”充满了偏见。但是如今“休闲”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在中国城乡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字眼，看来，社会进步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要科学技术不断地向前发展，普遍有闲的社会就会向我们走来。

　　休闲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正在被拓荒的学术领域，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休闲对人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休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文明问题，国家竞争力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体制、资源、文化等，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全国一大批专家学者已经加入到这支拓荒的大军中，加快了中国休闲研究的步伐。近年来，一批颇具学术水准的学术制作不断问世，中国休闲研究的力量正在崛起。

　　我国外交领域资深前辈、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工商委员会主任陈鲁直的著作《民闲论》，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围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精髓。直接以马克思著作原文中考察马克思“关于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许多精彩论述，这在中国还鲜为人知，作者在著作中展现的许多新思想、新观念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此，我们对个别章节进行了部分摘编整理。

　　—编者话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在他的著作《懒散颂》中这样描述：“我建议把工作时间减少到4个小时，我不是说剩余的时间必须花在纯粹的无所事事上。我的意思是一天工作4小时应能使一个人得到必需品和生活的基本舒适条件，剩下的时间应属于他，他觉得怎么恰当就怎么用。”马克思说，自由时间就是每个个人从智力和社会层面上自由发展自己的时间。因此，自由时间也就是自己支配的时间，它本身就是财富，部分可以用来享用产品，部分用于自由活动。

　　上个世纪末，欧洲提出了劳动与生活平衡的口号。虽然“生活”二字还不能概括人的全面发展，但已从缩短工时的斗争中提高了一步。尽管劳动与资本在这方面尚难协调，从剩余劳动向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转化，欧洲可能会走在前面。

　　减少工时，增加就业

　　20世纪70年代在资本主义的所谓“滞涨”危机之后，出现了所谓全球化的趋势，但失业人数居高不下。国际劳工组织《2004年全球就业趋势》说，2003年全球失业和寻找职业的人数估计达到数亿人，青年失业率最高，达到14.4%，为全球失业率6.2%的两倍多。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认为4%的失业率就算充分就业。20世纪70年代起，这个界线就被突破了。

　　对于这种状况，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甚为不满，有人提出了分享或者重新分配现有就业的主张，认为应该把工时缩短，使失业者和现有就业的人分享工作。这就是说，单纯的缩减工时的要求已在向前发展。现在是要改变一部分人劳动过度和另一部分人找不到事做的现象了。

　　工人认为，生产率和产出的提高带来的只是“不增加就业的增长”，这对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都不公平，因此现有的工作应在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重新分配，达到共享。缩短工时可以把现有业务重新分配。资本家认为新技术的采用和生产率的提高并不会因经济增长而带来就业的上升；失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并不一定适合工作的要求；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是非熟练工作在减少，熟练工作在增加，吸收不了非熟练工人。资本家还说，如何分享工作，问题更大，是分享收入，还是同等享受工资。如果是前者，工人不会同意，如果是后者，企业竞争力马上会受影响。

　　改革后的竞争加剧了工时矛盾

　　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以来就把劳动时间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认为有必要限制劳动时间过长，提供足够的休息时间，包括周休和带薪年假，以保护工人健康和安全。多年来形成了有关劳动时间的国际劳动标准。但是，劳动时间过长的问题和需要足够的休息时间，仍然是关键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国际工人阶级争取8小时工作日曾获得重大胜利。以一天24小时计，也就是说实行“三八制”，即8小时劳动，8小时休息，8小时睡眠。这可说保持了一定的劳动与生活的平衡。但是，资本的运动是不会听命于这种时间表的，它是按剩余价值生产的需求来安排劳动时间。起初有日劳动时间，但无周劳动时间，一周劳动几天是很重要的。从6天的劳动周后来改为5天劳动周；从48小时劳动周后来改为40小时劳动周。这都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更有利于保持劳动者劳动与生活的平衡。

　　数十年来，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经济趋势出现，包括所谓信息化，对劳动时间影响很大。但工时的问题不是缓解了，反而更加尖锐。全球化过程及其所导致的竞争加剧，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相继发展，以及在所谓“24小时经济”中消费者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模式，这一切都关系到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的调整和改进。从企业的角度看，提高资本的利用、减少劳动成本、用创新的方式管理劳动资源、以及应对越来越多种多样的消费需求，导致诸如灵活生产(及时、精细生产等等)新方法和更加灵活的劳动安排的相继出现，自然包括劳动时间。

　　从工人角度看，人口组成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雇佣市场，导致劳动力的女性化，单一的“男人赚钱”的家庭转向双挣钱人家庭，以及对于劳动生活质量日益增长的关怀，特别是在工业化世界。这些发展塑造了工人对劳动生活的需求和爱好，包括劳动的期限和时间，要求随劳动的特点而变化。这些变化都反映在劳动时间安排的多样性，从传统的全日制、永久合同、周日劳动到临时劳动、弹性工作时间和“时间银行”帐户，其中工人可以存支时间，犹如在银行存钱，“传呼”劳动(当需要的时候)，以及把劳动时间在一定时期内平均化，最长达一年。结果是劳动时间越来越多样化、分散化、个人化，企业的商业需要同工人在工时上的需要和选择矛盾增加。因此工人能否在其工资劳动和其他生活之间保持平衡，成了广泛关注的新问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执行欧盟关于劳动时间的指示时就要求在48小时劳动周问题上作了一个“修正”，即会员国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执行48小时劳动周的规定。虽然运用这一“修正”的成员国不只是英国一国，但运用的最广泛的是英国。

　　英国工会缩减工时的斗争

　　舆论认为，广泛持续地依赖超越限制的劳动时间，并不符合工商界的长期利益。它带来了生产率、健康和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限制更加具有创新意义的战略的形成，从招聘、选拔，到训练、发展，到广泛的组织部门工作的考察，都会受到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的平均工时一直在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稳定下来。但是作为老牌的“世界工厂”，英国的工时确实高于其他西欧国家。现在英国全日制的工人每周平均劳动43.7小时，而西欧的平均数是40.4小时。工作46小时以上的，英国的比例也高于其他西欧国家。英国有很大部分的工人是轮班工、夜工和周末工。

　　布莱尔的“劳动和生活平衡”运动开始于2000年，它的目的在于调整劳动模式，不分年龄、种族、性别，让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节奏，把工作和其他方面的责任和志向结合起来。雇主们要求工人就劳动和生活平衡作出抉择，包括灵活的工作安排和灵活的一揽子利益，其实，这种运动的性质更多地是协助雇主搞劳动工时的多样化。而工会和工人群众则要求把运动变成缩减工时的运动。

　　2003年9月，英国工会大会发动了一个反对长工时的新运动，以“选择不参加”48小时劳动周的工人为主要对象。这次劳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把长时工和劳动与生活的平衡问题置于工厂议程的首位。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情况告诉我们，尽管工人的劳动条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很大改善，工时问题仍然是关系着工人福利的首要问题，因为资本仍然以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利润的源泉。信息化确实促进了生命力的发展，但信息化在一定情况下也加剧了劳资的对立，主要还是工时问题。

　　欧美等国家对长工时的思考

　　根据1998年美国劳动部的报告，全日制职工大多数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这就是周工时40小时的制度。近20年来，全澳的工时安排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续地脱离传统的48小时工作周的规定，部分原因是临时就业和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增多，新的工时安排层出不穷。从1985年到2003年，全日制职工的平均周工时增加了近两个小时。1985年到1994年增加很快，以后就稳定在大约42小时。

　　大部分澳大利亚工人对于工时延长的状况并无不满，但他们需要“多干多赚”，增加收入。从经济发展看，工时延长也可说是形势的需要。许多行业现在已是全天24小时、全周7天不停地运转。但是，工时延长无疑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正如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面对工人的健康、安全、家庭幸福和工作表现的问题。

　　长工时对工人、工人的家属、他们的社区都有不利的影响。同时，许多工人宁愿长时间工作，这种趋势也不能忽视。什么叫延长的工时？有的认为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就是长工时，有的则认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才算。定义仍存争议，但不管怎么算，长工时或者所谓“长工时文化”使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必须改变。

　　“劳动和生活平衡”就是要调整劳动方式，使工人不分年龄、种族和性别都能把工作和他们的其他责任和愿望结合起来。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将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以工作为基础的保育措施，在公营私营部门，在社区组织开展起来，便于实现劳动和生活平衡。

　　资本的竞争对工时的影响

　　长工时缩短肯定要减少工人无酬从事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就把资本霸占的部分劳动时间变为工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从资本的角度看，这当然有损于利润的提高，所以欧洲不少国家的企业主抵制缩减工时的措施。然而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尽管欧盟理事会要缩减工时，一些国家却得延长工时，德国人延长工时，法国也一样。

　　2000年法国把周工时减少到35小时，希望借此创造就业，现在也要增加工时，因为短工时损害了法国。2002年五分之一的英国工人突破了周工时48小时的限制。欧洲的长午觉已经睡到了尽头，这对“劳动和生活平衡”的叫嚷，确实是一个讽刺。原因就是经济的长期停滞，公共财政的恶化，和来自新参加欧盟的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工时缩短并没有缓解失业状况。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齐默尔曼说：“我们创造有闲社会，美国人却创造工作社会。我们的模式已不再起作用。我们正在重新思考。”

　　从20世纪70年代起，欧洲在劳动问题上奉行所谓“少就是多”的哲学，结果是，同美国人相比，欧洲的工时要少10%。德国更加松闲，大约少18%。除了减少工时能增多就业外，欧洲人还过高估计了休闲的好处。无怪人们说，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美国人则是生活为了工作。

　　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人愿意工资增长放慢，以换取缩短工时、延长假期。法国人一年平均有25天的假期，德国人有30天，日本平均为18天，而美国只有12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做的代价还不是很高，因为欧洲的劳动生产率高，出口繁荣，经济增长很快，工资也稳步上升。到了90年代，什么都反过来了，同美国相比，生产率的增长垮了。10多年来，欧洲陷入低速增长而不能自拔。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说：“可能我们还是工作时间长些好。”

　　但是，也有人唱反调，认为工作时间长不是激活经济的灵丹妙药，工时长，工人的生产率反而下降，根本问题是欧洲公司要增大培训和技术的投资。瑞典研究30小时工作周已达两年，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仍然比亚当·斯密更能牵动欧洲人的想象力。

　　劳动与生活的平衡的观念在欧洲已经打下基础，这确实是百余年来为缩短工时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新发展。马克思当年为之欢呼的缩减工时的运动，就是要使工人阶级最终摆脱奴隶状态，把剩余劳动时间变为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全面发展自己。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看，他们的工人阶级还是站在变革社会的前列的，尽管前面的道路并不平坦。

　　(根据陈鲁直《民闲论》一书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