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婴儿性别选择是坏事吗

　　加里贝克尔/文

　　长期而言，女孩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女性地位的上升，将使扭曲的性别比例得到修正

　　2005年，中国新出生的男女婴儿比例为118∶100，这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生物学比率106∶100。

　　造成这种性别失衡的原因很多，例如中国的低出生率，只能生育一两个孩子的父母对男孩的偏爱，以及超声波技术的普遍应用——它使父母可以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据此选择是否实施流产。印度和韩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性别失衡趋势。

　　有一些更昂贵也更先进的方法，甚至可以使妇女在怀孕前就提高生男孩的概率。被认为最可靠的办法包括试管受精、用药物刺激卵巢及手术等。这种方法的总费用超过2万美元，显然只有富人才用得起。

　　那么，是不是不管通过流产还是更复杂的手段进行性别选择都应遭到反对呢？就在今年2月1日，美国妇产科学会(ACOG)伦理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认为医护人员除了因避免遗传疾病而帮助父母进行性别选择的情况，其他都是有悖于职业道德的，而且不论这种性别选择发生在怀孕前还是怀孕后，抑或是胎儿发育的某一阶段。

　　当前，美国最高法院和医生群体普遍支持父母有权堕胎，哪怕这仅仅是出于父母对生养孩子的时间和数目的偏好。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声明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为什么ACOG及其超过5.1万名成员会在支持自主堕胎的同时，反对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呢？ACOG的回答是，通过任何方法实施的性别选择“最终都会纵容性别歧视”。

　　ACOG没有对“性别歧视”给出明确的定义。但目前大多数证据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进行的性别选择，都并非仅仅偏向于某一种性别的；也就是说，并没有显著改变新生人口的男女比例。

　　需要着重讨论的，是在

　　对女性胎儿流产会减小家庭平均人口规模，因为如果偏好男孩的家庭无法控制婴儿的性别，他们就会在生育女孩后要第二或第三个孩子；而头胎已经生育男孩的家庭，则不愿冒生女孩的风险再次怀孕。这种影响可能是重要的，但我将忽略其效应，集中讨论人为减少女孩出生比率所带来的后果。

　　我们可以预期，这种性别选择实际上会改善新生儿的境遇，因为比起婴儿性别不符合父母意愿的情况，孩子现在受到的关怀会更多。特别是对那些生女孩的父母，因为他们既然都不介意生育女孩，女孩的整体处境也会改善。例如，在“重男轻女”的传统下，孤儿院中除少数有生理缺陷的男孩，绝大多数都是女孩。

　　从社会整体上说，女孩的人数会变少，其状况会改善，因为她们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父母对她们也较好。这种效应还会因出生率的下降而进一步强化。因为显然，如果一个家庭的孩子更少，在每个孩子身上花费的投资就会更多，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当儿童大批走向成年时，女性由于相对稀缺，会在社会中取得更大优势。现在已经有观点认为，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今天中国的年轻女性已经在择偶过程中处于某种优势地位。事实上，在超声波技术普及之前，性别选择就已经通过弃婴甚至杀害婴儿的手段在进行。

　　如果女性作为妻子或女朋友的价值因稀缺而上升，那么男性作为丈夫或男朋友的价值就会下降。不过，这并不会立即引起限制性别选择技术的呼吁，除非男性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而行动起来。打个比方，如同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由于人们对服务的“偏好”，经济中的需求有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而女性在其中获益更多，因为女性在服务业中就业的比例比男性更高。但没人会因为这可能(间接地)加剧性别不平等而要求社会禁止对服务的偏好。

　　伟大的统计学家和生物学家费雪(R.A. Fisher)有一个著名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以外的生物界，性别比例总能维持近似1∶1的水平。基于激励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到同费雪相似的答案。长期而言，女孩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女性地位的上升，将通过父母的选择行为，使扭曲的性别比例得到修正。如果女性总是供不应求，一些父母就会认为生女孩是有利的，例如在女儿出嫁时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彩礼。这会造成对生育女孩的偏好。假以时日，即使男女比率没有完全回到自然出生率水平，也一定不会像现在一些亚洲国家那样悬殊。-

　　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