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价格决定中的社会因素

　　1943年出生于山西。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商学院。现任国务院特邀监查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家评委、北京市社科基金评委，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5月21日-5月27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梁小民。----编者按

价格决定中的社会因素     5月24日  星期四

　　梁小民

　　今年春运铁路不涨价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支持者大声叫好，认为这体现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反对者则认为这违背了供求决定价格的规律，是反市场化的。这场争论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否完全由供求决定的？在决定价格时还要不要考虑其他因素？

　　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一场瘟疫使奶牛大量死亡，牛奶极其短缺，如果让供求决定价格，牛奶的价格会极高。这时富人的狗仍然可以喝上充分的牛奶，但穷人的孩子会由于缺牛奶，营养不良，甚至饿死。这时政府该不该限制价格，实行配给制？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支持政府这种作法，如果哪个经济学家敢呼吁放开价格，让牛奶价格自由上升，他会遭到灭顶之灾，网民也许还会追杀他。事实上，即使在完全市场经济的欧美各国，在

　　供求决定价格是一个原理，适用于一般情况，或者说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供求自发决定的价格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有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所以，对于价格，政府还是干预的越少越好。计划经济的致命缺点正在于政府对价格管得太多，总想“物价稳定”，结果不是“市场繁荣”，而是“要嘛没嘛”。市场化的改革总是从放开价格开始。

　　但是，供求决定价格作为一个原理，并不适用于一些特殊情况。任何原理都不是普遍适用的，总有例外。现实中，在两种情况下政府要对供求决定的价格进行限制。一是供给若是垄断者，可以通过控制供给来人为的推动价格上升，而且这种产品又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垄断在现实中并不罕见，如钻石、顶尖级名牌产品都处于垄断状态，但并不需要限价。因为这些产品价格高低无关紧要，可以完全由企业去决定，即使企业用减少供给的方法提价也无所谓。但如果垄断的产品涉及国计民生，价格就不能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政府要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影响甚至控制价格的决定。如自来水、电力等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时在供求关系之外还是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利益。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东西由于战争、天灾或者供给能力有限，需求远远高于供给，而这种东西又是广大群众的必需品。如果放开价格完全由供求自发决定，价格会上升到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地步。这时为了社会公平与稳定、也有必要采取限价的做法。这时决定价格的在供求关系之外，还要考虑到社会因素。如大学学费、处方

　　在这种情况下限制价格时，难免要采用非市场的配给制，也会出现黑市交易等情况。但与价格过高的情况相比，价格限制还是利大于弊。当然，这种价格限制应该时短期的。战争、天灾这类情况不会长期存在、供给不足要想办法增加供给能力。这时价格的决定在供求关系之外还要考虑到人民的承受能力。

　　春运期间，铁路价格就属于这种情况。铁路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国的铁路运输能力长期严重不足。中国人有回家过春节的习惯。尤其是在外辛苦了一年的民工都要回家过年。这种需求用什么手段都难以抑制。如果价格要上升到供求平衡的水平，那将使绝大多数民工无法承受。按供求原则定价，剥夺了许多人回家过年的权利。既不人道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提价幅度不到位，只是增加了民工回家的负担，减少了他们本来就不多的收入，也是一种社会不公正。

　　批评不涨价者认为，由于不涨价造成民工购票困难以及黄牛党猖狂。其实只要涨价不达到供求平衡的高价位，这些现象就难以消除。前两年春运票价上升了，但买票不是同样困难且黄牛党同样猖狂吗？但谁都明白，象这样大幅度上调火车票是不可能的。有人觉得，宁可多掏点钱也不愿排队，但对那些收入并不高的民工而言是宁可排队，也不愿多花钱的。尽管今年买票不易，但民工对不涨价表现出几乎一致的支持。

　　还有反对涨价认为，不如在涨价的同时对民工实行补贴，即把暗补变为明补。在许多情况下，变按补为明补的确比不涨价要好。但就春运价格而言，实际上明补无法实施。民工是一个无组织的庞大群体，情况极为复杂。如何实行回家者补贴？说这种话的人是主张放开价格而又怕得罪民工而想出来的，大概他们也知道这种做法毫无可行性。

　　在第一次春运涨价听证会时，我是主张有限调价的。但后来的情况是这种涨价并没有起到缓解供求紧张、减少黄牛党，使人们容易买票的作用，因为价格无法调控到使供求平衡的高价格，所以今年我支持春运不涨价。但我仅对“永不涨价”的说法，随着民工收入增加，价格还可以上调，同时铁路部门也要加大投入，增加供给能力。还是少说“永不涨价”这种话。

　　经济学的原理是简单的，但现实是复杂的。用简单的原理去套复杂的现实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不仅要根据经济学原理，还要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决策的经济学家还应该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应该同时关注效率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