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振华：周期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经济随笔 -贺振华

　　通俗地说，失业可以分为三类：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后两种失业在一般的经济学里面都被归结为自然失业，也就是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不足为惧。周期性事业是由国民经济的波动导致的，与经济周期相一致；摩擦性失业是由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导致的；结构型失业则是由于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比如技术更新或者消费者偏好发生变化。但是，放到中国来，情况可能就不大一样了。中国正处于经济周期的繁荣期，但是由于前期经济机构调整和制度改革，失业率非常高。可以这样说，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所构成的失业率是非常值得担心的，占据了失业的大部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经济周期步入衰退期，则失业问题会非常难以解决。问题恰恰就在于，我国的这两类失业非常难以解决。

　　先从摩擦性失业说起。摩擦性失业源于信息不畅。我国的春运能够为说明这个问题作个注解。

　　我国每年都有1亿多人次的春运规模，形成了一个独特现象。春运的主体是两部分：民工和学生。学生不谈，民工是主流。跨地区流动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但有很高的物质成本，还有信息搜集的成本。有实证研究表明，民工外出找工作绝大部分是经过同乡或者亲戚介绍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两个介绍源，外出找工作很难，从而可能就不会流动了。不流动就意味着失业，所以，远距离流动的高成本导致了一部分摩擦性失业。 进一步的一个一问题是，民工为什么到这么远的地方打工？为什么20年来还是如此？民工流动的原因是因为更远的地方，即沿海发达地区，有更好的就业机会，而农村没有，所以必须外出。这里也隐含地说明，农村内部是存在很高的隐性失业率的，这已经被无数实证研究所证明。

　　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了民工流动，可是为什么20年了依然如此？逻辑上讲，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第一，是不是经过20年后发展还是不均衡？第二，是不是20年以来，民工从来就没有变成当地的市民？这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为什么发展20年依然不均衡，为什么没有产业转移？主要原因在于地区竞争。有研究认为，我国的地区竞争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这种类似锦标制度的“晋升”博弈最终会导致地区间恶性竞争，以邻为壑。为什么民工不能变成市民？原因在于户籍制度，也在于地区竞争。户籍制度限制了民工获得工作地户口，从而不能获得医疗、社保、教育机会等；地区竞争则要求政府协助当地企业限定工资和各种福利，以便减少企业成本，从而留住企业。留住企业的好处是双重的：一方面有利于创造GDP和税收，另一方面也能减少竞争对手的GDP和税收，从而在地区竞争中取胜。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民工流动不畅，摩擦性失业多。那么为什么本地人也会失业呢？有一篇实证文章发现，本地人的失业率其实比外来务工人员更多，原因恐怕就在于民工有着极具优势的低廉“价格”，这个价格某种程度上又是由地方政府造成的。

　　接下来说结构型失业。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结构变动比较剧烈，所以结构型失业多比较正常。但是，即便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相比，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也是很低的。比如上海，服务业的比重也不到50%，还少于第二产业。一般认为，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强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强于资金推动型的重工业。因此，服务业不发达多少造成了结构型失业。那么，为什么产业结构会这样呢？还是回到地区竞争上去，博弈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比方说，如果上海实施产业结构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把第二产业向外地迁移，上海是不是应该害怕GDP和税收减少？是不是应该害怕产业空心化？显而易见，如果这种担心成为现实，上海在日后的发展中将受制于其他地区，因为它的谈判能力下降了。所以，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上海是不会愿意产业的这种转移的。我猜想，所有的地区恐怕都是如此，不但不愿意将产业转移，也都会千方百计发展这种具有战略地位的产业，而恰恰这种产业多数不是就业吸纳型的。也就是说，这种所谓“战略利益”之争导致各个地方都不愿意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经济机构就这样被异化，结构型失业自然很多。

　　对两类失业成因的分析显示，地区竞争和很多制度性的原因是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尽管从理论上说，促进信息流动(比如增加就业信息公布渠道，政府组织外出等等)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但是，一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比如流动成本(交通费用，精神上的寂寞等)很可能不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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