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要武赵泉：农民工与刘易斯转折点

　　吴要武　赵泉

　　大赦国际最近出台了一个报告，批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对廉价农民工的剥削之上。我们没有见到这个报告的原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就这个报告专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反对大赦国际的基本结论。作为研究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学者，觉得有必要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研究成果，报告农民工的状况，澄清一些基本事实。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从2003年开始监测全国城镇企业的用工需求，按照地区分布选择了25-30个城市，每个城市选择约100家企业，在每年的1月份调查企业在新的一年招工计划状况，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监测劳动力市场变化。2006年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农民工。在全国的26个省(市)、自治区选择了50个示范县，从出发地监测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状况。每个县被调查的农民工不少于100人。本文采用的数据就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3年以来的历次抽样调查，包括四轮《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数据(2003年，2004年，2006年和2007年)和两轮《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2006年和2007年)。劳动部门之所以把调查时间安排在1月份，因为这正是中国农历春节的前夕，大多数农民工已经开始返乡，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必须为下一年度的生产做好准备，补充流失的农民工或者依生产规模扩大而增加雇佣。在四轮企业用工需求调查中，每年回收的有效样本(企业)，最少的一年(2003年)为2418家，最多的一年(2006年)为3543家；两轮农民工调查中，上年度有外出打工经历者分别为5044人和4872人。利用这两个数据，可以观察农民工就业和收入的最新状况。

　　一、劳动力丰富是个基本国情

　　中国的资源禀赋为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这是新中国一建立就面临的约束条件。到改革开放时，这个基本国情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因此，政府在设计改革与发展道路时，必须尊重这个现实条件。当市场开始发育时，无论是进入的外资还是新兴的民营经济，都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成长得非常迅速。

　　由于劳动力供给是接近无限的，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是低下的。追求利润的厂商，面对门外排队等待的求职者，没有积极性提高工资水平；追求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地方政府，也不愿过于干涉厂商的雇用决策。在地方政府眼中，这些在市场上成长起来的新兴部门，是就业机会的创造者、税收的提供者和经济增长的推动者。2002年以前，东北三省就业最困难，不是因为那里下岗失业者更多，而是缺少东南沿海那样的新兴部门。

　　1997年底，当中央政府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并加大改革步伐时，全国城镇家庭很快便遭遇了就业冲击，政府一方面推行两套劳动力市场政策，保障下岗失业者的生活和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另一方面也尝试着提高就业质量，要求雇主为(再就业)工人缴纳“三险”(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政府的这个规定自然受到厂商的抵制。笔者曾经到东北某资源枯竭型城市调研，劳动部门的官员承认：私营企业不愿意给工人上“三险”。他指着窗外围堵在政府大门前的下岗职工说：“他们来这里闹，不是因为没有‘三险’，而是因为没有工作、没有饭碗”。“如果我们强按着民营企业的头皮，要求他们为工人上‘三险’，他们立即就会把资本投到山东和江苏去。山东和江苏也欢迎外来投资者呀！我们本来想给工人一个铁饭碗，可现在，不仅没有铁饭碗，把他们的泥饭碗也给打碎了”。

　　这个官员很清楚：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还是工人，解决难题的希望寄托在保持经济增长上。“三险”会有的，但不是现在。一些人没有弄清现实条件是什么，从美好的主观愿望出发，轻率批评农民工、再就业职工的“工资低”、“待遇差”。

　　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使农民工开始变得稀缺

　　国企改革带来的就业困难刚一结束，人们很快发现，“刘易斯转折点”接踵而至了，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这让我们又喜又忧：只要经济增长持续下去，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会持续提高，增长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惠及大多数人吗！但，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正在失去，我们在将来的一段时期，如何寻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呢？

　　那么，凭什么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2004年春，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突然遭遇了“民工荒”。这个现象让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既新鲜又诧异：按照大多数人的估计，中国农村还有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城镇还有大量正在寻找工作的下岗失业者，怎么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呢？可后来发现，民工荒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蔓延到了中西部地区，2005年，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也开始出现民工荒。一些学者开始醒过神来：劳动力短缺是真实的。九十年代中期的“1.5亿剩余劳动力”可能已经转移完了。

　　下面分析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化，这是“转折点”到来与否最直接、最关键的证据。农民工在经验上最接近于经济学中“同质的、无差异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变化主要取决于供求态势，因此，农民工的工资最适于检验“转折点”。

　　首先，从企业调查数据看，2003年以来，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长非常强劲，这四次调查的用工(农民工)增长率(净增用工量/企业现有职工数量)分别为4.8%(2003年)、10.1%(2004年)、14.6%(2006年)和12.9%(2007年)。如此强劲的用工需求，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2007年的新增用工虽然仍保持在13%的高水平上，但比起2006年已经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雇用困难，一些企业开始考虑调整技术结构，用资本替代劳动力。2006年，城镇实际新增就业岗位1184万，比上年的855万提高了约38%，由于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大的变化，新增就业的规模仍然会保持这个水平，如果劳动力供给约束越来越难突破，就业增长的规模会逐渐下降。

　　2007年的企业用工调查问卷中专门询问了企业缺工情况：在2655家样本企业中，只有32%的企业招满了所需的工人；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与全国水平基本一致：31.1%。没有招满工人的1763企业中，有758家认为“求职的农民工人数少了，选择余地小”是没有招满员工的原因。

　　其次，从工资水平看，全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提高，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提高的速度甚至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是“剩余劳动力”的出发地，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存在差距，但对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在稳定增长。两次对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的货币工资已经达到1045元/月，2006年又比上年度上涨了19%(未考虑价格指数)，达到1238元/月。2007年1月被调查的农民工，对自己2007年的平均最低预期工资是1374元/月。可以说，农民工的工资在“急剧上涨”。

　　再次，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在改善。调查问卷中的“工资发放状况”为判断就业环境提供了有效信息。由于垄断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改革进程迟缓，民营企业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资金融通，资金链条异常紧张。如果拖欠农民工几个月的工资，就可能缓解严重的经营困难，在此情况下，拖欠工资相当于提供了一段时间的资金融通，因此，绝大多数“欠薪”并不是出于民营企业主的“恶意”，而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制度性障碍所被迫作出的无奈选择。

　　5年前，厂商拖欠农民工工资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届政府认真解决了这个问题。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年终能够全部拿到工资者都超过了80%，再加上能“大部分拿到”者，两项合计接近99%。在民营企业的经营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却基本实现了农民工工资的按时发放，可以想见，各级政府部门为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三、对大赦国际批评的简单回应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起步的，总体工资水平不高，也包括农民工工资。然而，中国政府所追求的增长是致力于惠及大多数民众的。虽然采取的策略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只要能够参与到市场中来，人们大都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也包括在城镇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民工。

　　农村劳动者从生产率低下的第一产业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第二三产业，不仅改善了全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收入水平。在“转折点”到来以前，农民工的“汇款”就是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构成部分；进入“转折点”后，农民工的工资迅速上涨。从最近两次对农民工的调查结果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开始超越“血汗工资”阶段。大赦国际在这种背景下“拿农民工问题说事”，是不应该的。

　　据我们所知，国外有不少训练有素且客观公正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的问题，建议大赦国际在讨论中国的问题时，多听取他们的意见。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把中国政府誉为保持高速增长与有效缓解贫困的“明星”，他们的意见未必对大赦国际的胃口。

　　四、结 论

　　作为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关注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福利改进和社会和谐。回答某种质疑，不过是顺手为之。

　　当我们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持续提高，就业质量不断改善而欣喜的同时，深知在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中国下一阶段能否顺利找到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而担忧。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并不是政府保护的结果，而是市场供求发生变化的结果。过去，即使政府想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难以做到；今天，即使不希望农民工工资水平上涨过快——使现有的高速增长模式维持更长时间，也同样难以做到。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