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经济学者的言语边界

　　文·钟伟

　　言语是有边界的，经济学者们因为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所以撰文发言的时候更应有边界。别人的边界在哪里我哪知道？只好写自己画地为牢的边界了。

　　心存敬畏。作为生灵的一种，在仰望深远的星穹，默念造物的恩赐时，心中充满敬畏和感激。经济学者可以有超然的冷静，但却不能冷漠或者冷酷。言语的边界，不可不时时想到“举头三尺有神灵”。

　　不说废话。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貌似真理的废话，废话的特点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有意义的命题必须是可证伪的。举例说，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总要从这个形态的社会向某种终极社会进步。这种论断至多不过是以偶像崇拜和极权主义为根基的理论假设，它不可能被证明为错，所以只是大言炙炙的空话。经济学者不可以讲类似的空话，例如“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就是废话；再如“加息不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趋势”也是废话，资本市场没有“历史”趋势，市场短期趋势是向上还是向下，作判断时也应交代清楚，以保证自己的判断是可错的。

　　不涉私域。经济学者只讨论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而不涉及私人领域。因此我肤浅地以为，真命题都围绕着国家是否有效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自由和私有财产，抵御任何对这些公民权利的暴力侵犯而展开，其余都是伪命题，诸如“该买房还是炒股？”、“抵房借钱炒股是否行得？”等诸多讨论，恐怕都是狗拿耗子，这是其他公民的自家事，关卿何干？交友需要趣味相投，而对其他公民，只要其行为合法，无论你是憎恶还是激赏，都需尊重和容忍，不能借诸文字来斥责。言语的底线既在不煽动战争、宗教或者民族情绪，也在于宪法。

　　不夸良知。经济学者容易引起国人误解，在于其绝少张嘴就是正义道德，而往往是用冰冷的逻辑和数据。我们的传统是以儒家的道德写文章，以道家的风骨治书画。结果往往是学者首先要变成社会良心，然后才能取悦他人，这非常危险。至少我深知自己的内心充满自私、忌妒和贪婪，并不能时时良知为先。因此言语的边界在于竭尽有限的专业能力，而不是居高临下地以良知为幌子乱说。

　　不扮先知。经济学人需得提醒自己，他往往无力为自己的言语负责任，因此给出判断的时候，一定要说明判断的前提、时间、事件以及可能性。我时时都害怕我可能是错的，所以行文时至少应该让读者知道，我可能错在什么环节上。如果经济学人判断对了，也不要自诩为了不起的先见之明。学人对同一桩事情的预计何止成百上千，读者的甄别选择才是关键环节。

　　人格独立。经济学人容易和权贵合谋，公众媒体容易造噱媚众。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使得游走在权贵和媒体之间的经济学人面临更多的诱惑，因此用专业研究能力作为谋生之道十分重要。我常常自问，今天你攀附这个政治家、企业家或者领袖媒体，焉知激怒了另外一大堆政治家、企业家或者媒体呢？今天你攀附了，明天就可能被抛弃。我常常把经济学人做研究，和农民种地相比较，这样的学人看起来可能不合时宜，其实恰恰春天对待土地勤勉一些，秋天自然就有所获。

　　不辩论。天下众生，悠悠之口，面对断章取义去辩白往往是徒劳的。

　　不抱怨。和尚的底线尚且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经济学人来说，就更应做好属于工作范畴之内的种种事情。

　　(作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