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增长的政治学

　　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这些日子，关于印度经济特区计划遭遇印度农民抵抗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在此之前，我总是看见一些经济学家的文章说，印度政府力推中国经济特区的模式，而且有270个特区计划的方案提交了联邦政府。有意思的是，大多数评论文章在谈到印度经济特区计划时，重点是谈论这些计划在政治上被通过和批准的可行性，很少能预料到今天出现的结果。例如我曾经在新加坡参加一个有关南亚经济转型的会议时，印度的经济学家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印度的经济特区计划几乎是不可能成功得到批准的，因为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什么原因呢？我想，更多的经济学家会坚持说，是因为在现有的印度政治体系下，根本找不到支持经济特区计划的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比如

财政部因为担心税收流失而不会支持，工会也必然坚决反对，因为在特区内的企业和投资者可以不去执行最低工资法。但现在看来，这些担心都是过度的。事实证明，印度的政府和议会对经济特区计划的讨论似乎出奇地顺利。而让大多数经济学家汗颜的倒是，这个计划的搁浅不是出在政治层面上，而仅仅是出在印度落后地区的农民意想不到的反抗和抵制上。两周前，我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开会时，萨克斯教授提到这件事。他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在事先会想到印度的特区计划会遭遇农民的抵制。不过，他把印度农民抵制特区计划的事情看成了一个与环境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事件。他认为，人们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和对环境呵护的强烈意识将成为很多国家经济起飞中的最大障碍。而这些问题并不出现在经济学家通常的解释变量里面。

　　我更感兴趣的倒是另一个与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一讲到政治体制或者公共行政制度，我们过去在学术界流行着一个几乎没有异议的观点，认为中国与印度相比，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上保持着一个政治上的优势。如果说印度式的民主政治更扯皮，更消耗时间，决策上更没有效率，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则使共识更容易形成，决策也更及时有效。这是大多数

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但这个看法未必准确。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头10年甚至到了上世纪90年代，依然持续不断地面临更多的来自执政党内的政治上的阻力。来自党内的政治阻力和“左派”政治力量不仅一直存在，而且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减退。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自由化进程中的成功之处时，一定低估了政治阻力的力量以及它所扮演的角色，而可能仅仅把这个成功归功于了政治上的顺畅与权威。

　　只有看到执政党内这个政治阻力的存在，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演变和发展的轨迹。这是我上周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所讲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显然引起了很多在场听众的兴趣(他们纷纷向我索取论文)。我在演讲中强调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如果我们注意到党内政治阻力的持续存在，我们就能弄明白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会去回应和调整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那些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这样演变而来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经济学上的“可竞争性市场”(contestablemar-kets)的特征了。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内能顺利挺过至少18人次的危机预言。一些经济学家相信，中国的体制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可塑性，而这种可塑性显然需要从中国政治制度内嵌的“可竞争性”(contestability)当中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198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成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成功。这个转型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把公司治理模式引入了政府治理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中。这个政治治理模式当然有很多优点，尤其是在经济需要加速发展并且当经济增长被确立为首要目标的时期，这样的治理模式保障了增长目标的实现。一批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这些年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研究中就发现，解释中国1989年以后的高速增长，关键是要弄明白中国的政治和政府治理为什么会服务于增长的目标。财政分权、向上负责的政治、标尺竞争、政治锦标赛，这些用于描述发生在中国政治和政府治理上的重要概念，勾勒出了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这些东西的确是很重要的，要做中国经济研究，不可忽视政治制度的演变。只有政治制度变化才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内容。不考虑政治制度的变化，在中国还谈什么制度变迁？我最近和北大的周黎安教授联袂编辑出版了一本反映这类研究的文集，取名为“为增长而竞争：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学”。编辑这样的文集的动机纯粹是个人兴趣，目的是希望推进对中国政治制度转型模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美国的经济学家谢千里教授明确对我说过，从经济增长入手来解释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角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现成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增长与政治制度转型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把增长引进来(尤其是这样做对中国而言非常合适)，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政治制度的转型内生化到经济增长中。我的观点是，1989年以后之所以实现了高速增长，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成功地由增长阻碍型演变成了增长支持型。当经济增长是压倒一切的最优先目标，或者当人们对增长能够实现基本共识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判定这样的政治转型是成功的。但反过来，这样的经济增长结果也自然带有相应的政治色彩。比如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官员仕途的高度关联；增长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持续扩大；增长多发生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城乡差距拉大；增长的空间是靠不断的土地批租实现的，与城市百姓和农民发生土地征用和

房屋拆迁上的冲突不断等。换言之，政治的转型制造着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

　　由于左派政治阻力和势力的存在以及演变而来的政治制度的可竞争性，中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转型也就在所难免。为了要应对由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解决地区和收入分配过大的差距，也为了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国显然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似乎应该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会在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物权)方面加快制度的变革过程。中国也会宽容和加快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社会部门来治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在这方面，那些成功的经济体里面的很多经验和制度就必然需要借鉴和学习。如此，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缓慢地趋同于其它实现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了。我记得萨克斯和胡永泰教授曾发表文章说，他们不同意把中国的经济增长解释为制度创新的结果，中国的制度创新可能被人夸大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逐步缩小与西方成功经济的制度差异过程中实现的。而我这里讨论的正好是一个反过来的说法：经济增长发生在了制度趋同之前。这才是中国精彩的故事。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