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怡：新比较经济学内功--求解制度变异

　　□梁 怡

　　比较经济学诞生于世界经济跌宕起伏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发源地是美国。这是由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一战结束后，美国凭借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天赐良机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成长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恶果，不光令整个美国经济几乎濒于“全部毁灭”的边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陷入萧条的深渊。而反观世界的另一端———苏联却欣欣向荣，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从1928年至1940年，苏联创造了一个行政指令的经济。斯大林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使苏联经济在一种高度集权的封闭式状态下一下子发展起来。

　　西方深重的经济危机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自动调节机能”已经愈益失灵，同时也宣告了以亚当·斯密古典学说为中心内容的自由放任主义传统经济理论思想的破产。如何拯救濒于崩溃境地的美国经济？经济学家们将目光转向了苏联模式，开始从结构和效果两方面认真比较分析两种经济体制的优劣。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从事比较研究的经济学家们的心目中，比较经济学的存在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对立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受“主义”比较法支配的比较研究，一直延续了约30年。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两大“主义”制度内部渐渐出现了“变异”，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变种。在这个变异的“刺激”之下，比较经济学才得以打破以“主义”划分经济体制的窠臼，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才真正形成。

　　又过了20余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剧变所引发的经济制度变迁，对比较经济学提出了全面挑战。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比较经济学框架内，根本不可能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描述和比较分析，而现实迫切需要对此做有理有据的、透彻的比较分析。这样，现实的需要推动着比较经济学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诸方面的变革。

　　历史在这里划了一道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比较经济学被学者们称为“传统比较经济学”， 九十年代以后的比较经济学则被称为“新比较经济学”。 传统比较经济学具有这样几个缺陷：第一是仅凭借已有理论简单对各国经济体制进行分类和比较，而忽视了借助经验性研究对现有理论提出挑战；第二，受先验的主流经济学理性最大化和必然进步两种观念的支配；第三，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只关注结构的经济方面，而把其他方面视为外生变量。

　　“新比较经济学”秉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但在方法、理论、内容和观点，甚至体系方面作了极大甚至根本性的改进。它从生产力变化以及经济环境、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来比较经济体制，因而能对经济体制的变异、多样性和演化过程做出历史性说明，并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提供了较为健全的认识基础。

　　例如，美国爱达荷艾伯森学院(Albertson College of Idaho)的国际经济学家、福布莱特学者James Angresano教授，在其1996年出版的专著《比较经济学》中，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历史递进的方式，深入探究当今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形成的历史根源，并从哲学、历史、政治等多种角度作细致分析，比较了各自的绩效。

　　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的R.C. Mascarenhas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比较政治经济学》(A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一书中，批判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借助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着力分析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他总结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三种代表模式———盎格鲁———美国模式、德国社会市场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并对这三种模式一一作了分析和比较。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经济学教授Steven Rosefielde则强调文化因素对经济体制差异性的决定性影响，并且对权力和贫富差距给予了较大关注；他对比研究了完全自由经济和完全管制经济，并描述了欧美、日本、俄罗斯、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他在此基础上展望世界经济体制发展趋势的尝试，留给学界很多启示。

　　新比较经济学确实在摆脱“主义”比较的方法，在突破传统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应清楚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现在的比较经济学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构建统一、完整和稳定的比较经济学研究体系，比较经济学家们脚下路途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