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转型社会中的欲望起飞

　　王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消费者的欲望水平也同样在膨胀。这里所说的“欲望水平”，指的是人们认为自己“理应有”的生活标准。可以说，伴随着经济起飞，中国城市消费者也在经历着欲望起飞的过程。根据人们是否具有经济支付能力，我们可以把欲望起飞分成两类：一类是“水涨船高”型的欲望起飞，即：收入的增多导致欲望水平的提高，欲望水平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均衡，另一类是“超越”型的欲望起飞，即：欲望超越了收入水平而不切实际地上升，欲望水平与可支配收入水平失衡。第一类欲望起飞主要可以从经济方面的原因来说明，第二类的欲望起飞却难以完全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要解释后者，就必须了解人们是如何形成他们的“理应有”的生活标准的。

　　消费不仅是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过程，而且是一种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的建构过程。用霍尔克的话说，人们通过消费既建构个体我，也建构社会我。人们通过三种策略来处理个体我与社会我的关系：模仿、竞争和区分。霍尔克认为，模仿的作用在于使个人与他人相似，这是一个认同他人的过程；竞争的作用在于使个人比他人更好；区分的作用则是使个人与他人显得不同。

　　依据三种策略被使用的比重来对它们进行排序，我们可以将消费者的策略偏好至少划分为三类：(1)模仿主导型，即：模仿-竞争-区分；(2)竞争主导型，即：竞争-区分-模仿；(3)区分主导型，即：区分-竞争-模仿。尽管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都同时存在这三种类型的消费策略，但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更多的人偏向于采纳模仿主导型消费策略；改革开放以来，则有更多的人趋向于采用竞争主导型消费策略(部分人则采取区分主导型消费策略)。不同的消费策略，导致不同的欲望形态。欲望起飞则是同竞争主导型的消费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更多地采纳模仿主导型消费策略、而改革开放以后的人们则更多地采取竞争主导型的消费策略呢？原因在于支配消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消除了消费竞争的条件。第一，基本生活消费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使得国家可以按照某种统一的模式进行消费生活资料的定量供应，个人从“体制外”所能获得的生活消费资料极其有限。第二，国家在城镇实行普遍的低工资制度，使得人们缺乏进行消费竞争的资源条件。第三，国家实行相对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方式(“大锅饭”)，也使得大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进行消费竞争。第四，单位对职工“出格”消费行为的道德指责，也使得个人不敢采取与众不同的消费行为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劳动、人事制度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和合同制，打破“铁饭碗”；在职务晋升方面以业绩考核为主取代了过去那种以政治表现为主的考核方式(如“积极分子”)；在收入分配领域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而使得资源得以在“体制外”流通，并通过市场来配置，一部分人口得以摆脱对国家和单位的依赖，在市场领域寻求生存和发展，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也得以发育和壮大。

　　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社会阶层重组的开始和社会成员身份与地位的重新“洗牌”。换言之，资源配置和机会配置模式的变化导致社会成员地位急剧的升降沉浮。这种地位的迅速变化，特别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成功案例(如借炒股一夜发财的例子)，对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自我认同模式。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个人的自我认同模式是受单位、家庭成分等先赋性因素所决定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个人的自我认同模式变得开放、易变了，变得“什么都有可能”了。“体制外”社会空间的出现和存在，使得原来的一部分边缘群体得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并在其经济资本的基础上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挑战“体制内”群体的社会地位，重塑自己的社会认同和个体认同。这种状况打破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体系、社会评价体系以及自我认同体系，使得社会地位重构和自我认同的重塑变得可能。

　　但是，刚刚从平均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人们并不会轻易对那些所谓“成功”人士“服气”。由于消费具有彰显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功能，人们便不愿轻易在消费水平上“服输”。于是，为了在社会地位和声望的竞争中胜出，人们之间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消费攀比和竞赛。其结果之一，便是消费彰显标准的节节攀升。这种竞争发展到极致，就是迫使一些人“打肿脸充胖子”，欲望水平超越了实际的支付能力。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