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反思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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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参与多个国家级课题；主持多个城市、县、开发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产业经济策划；参与写作学术著作十余部。

　　4月6日-4月22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李健。----编者按

反思劳动价值论     4月20日  星期五

　　在我的办公室里，学校

图书馆分放一套1964年印刷的《马恩全集》，连总目录在内共三十多册，在书橱里齐齐地放着，已很久没被人翻阅过，孤单而落寞。一个细雨纷飞的午后，我一个人打开书橱，轻轻走近这两位已经逝去的伟人。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西安兴庆公园对面交通大学美丽的校园里，当我第一次细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伊壁鸠鲁与德莫克利特原子论的区别》的时候，十分纳罕：以古希腊人当时科学技术水平，他们何以知道原子是如何运行的，这不是无端之冥想吗？而以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又何尚不是如此。马克思这样费力地分析他们的不同，竟然是要由此找到人是自由的、而非机械的、必然的木偶的证据。因此，我当时对马克思的这篇博士论文很不以为然。

　　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念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资本论》是由奚兆永老先生讲授。绝大多数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认为，马克思理论的基础和立足点是(商品)劳动价值论。有深厚理论功底的奚老先生自然也是如此这般地讲授。但我颇不以为然，经常在课堂上和老先生唱反调。十年过去了，当时的许多观点至今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更加深化了。“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既不是对商品的本质表述，其外延也不能包括所有商品。例如，“在海边无意拾得的大

钻石”、“明星们的肖像使用权”、“交易权(如

股票购买权以及购买期权)”、“缔约权”、“彩票”、“保险”等等，它们都可以作为商品交易，但很难、或者说根本就不能把它们作为“劳动产品”或“物品”对待。商品交易，在本质上说，是对“与外在物或有特定关联关系的权利义务束”的交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潜在可实施的行为(可行性)以及相应的潜在特定后果的综合”的交易。

　　至于劳动价值论，以及与此有关的“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还原和统一问题，则相对更复杂一些。记得若干年前，听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卫平教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发射卫星，如果是某个关键技术过不去，你就是全中国十几亿人摔开膀子也无法把它扔到天上不往下掉。但如果只有一位似乎弱不禁风的书生，通过一两个星期的钻研，苦心孤诣，刚好掌握了这个技术，他并不需要很费劲就可以将卫星十分轻松地送上天，这时的复杂劳动如何还原为简单劳动？“劳动价值”如何计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反例，它并没有直接从理论逻辑上攻击劳动价值论，只是给不同劳动的“统一度量“过程中的“还原”和“解构”出了一个捣蛋的难题。事实上，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继承过来的劳动价值论，很大程度上仅是从商品的生产方面、供给方面作眼去看问题和分析问题。它所关注的，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供给方面的成本耗费，而且仅是“潜在劳动成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但商品价格事实上并不是由这种“潜在的劳动成本耗费”局部而单方面决定的。马克思将商品生产到商品销售的完成比喻成为“一次惊险的跳跃”。但由“潜在的劳动成本耗费”(其中包括所谓的“物化劳动”)到“商品价格”之间的鸿沟，或许根本就无法跳跃。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双方面共同决定的。这还仅仅只是马歇尔的局部分析。在一个广域而综合的范围内，商品价格还间接地、但确实地决定于其它商品的比价关系、市场系统中各个参与主体对各种商品事实上存在的各不相同的偏好等诸多因素。即使从社会经济系统角度整体而长期地看，“潜在的劳动成本耗费”也仅是决定商品价格一个方面(生产供给方面)的局部性因素。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在许多时候，决定商品更重要、更主导性的因素主要在需求方面，而不是在生产供给方面。需求和消费是商品生产(包括“潜在的劳动成本耗费”)的目的和最终审判台。记得若干年前，樊刚博士试图沟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鸿沟，做一个兼容双方的超越。但这注定是一次徒劳，至少在商品劳动价值论这一点上是如此。虽然静态一般均衡时，二者似乎具有一致的解释力，但在动态非均衡点上，理论的粗陋暴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