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民国年间的财政学研究代表人物

　　□梁 捷

　　在查阅民国经济史料的时候，我就发觉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的经济著作最多，堪称学术史上的“黄金十年”。这个阶段，“五四”前后留美的学生陆续回国，开始在各个大学任教，有时间著书立说。出版的技术和市场也逐渐成熟，在上海一下子冒出数十家书店，各自声称要推系列丛书。学术市场空前地热闹，看看当时很多专著的封底广告就知道了。虽然很多书后来并未出版。

　　从目前留下的出版物来看，那时最活跃的经济学家当属马寅初。他长期驰骋于政、学、商三界，一刻不停地写作剖析时局的小册子，前两年出版的《马寅初全集》，共15卷，560万字。可学界很清楚，这不可能是马公的“全集”，毕竟他有很多手稿和资料在六十年代付之一炬。

　　另有一人，活跃程度不下于马寅初，若单论纯粹学理性著作，数量恐怕还在马之上，他便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权时。今天，不管是研究“财政学”还是“中国经济思想”，或是“商业制度”，都会碰到此人的书，以前估计他在民国年间至少出版了20种书。后来读到孙大权博士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才知道，原来他可考证的出版物就有40余种，其中有30种是在1927年到1937年之间出版的。

　　李权时，字雨生，浙江镇海人，1895年出生。他1918年从清华毕业，当时还叫清华学堂，尚未改成大学。两年以后，他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又过两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财政学方向的博士，时年27岁。他1922年回国，旋即担任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这种骄人成绩日后只有陈岱孙差可比肩。

　　按照当时的惯例，清华、北大等名校毕业的本科生，就有资格在一般的大学里任教。李权时这样有着海外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自然受到无数学校的追捧。他把家安在上海，拿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可是推不掉其他大学的力邀，只好四处兼课。李权时是沪上最早买汽车的教授之一，为的就是节省赶路时间。

　　李权时那时也是年轻气盛，仗着外语娴熟，经济学底子又厚，人家学校缺什么经济学课程他就开什么，横亘中西，兼及理论和实务，即使和他专业的财政学无关也照讲不误。他先后讲授课程数目之多之杂让人瞠目。

　　从1927年起，李权时陆续把自己的讲义和研究撰写成书，先给世界书局出版，后来东南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也来约稿，就一发而不可收。他最早出版的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小史》。那个时代，学者对传统都有极深的认识，但与一些同事如唐庆增比起来，李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思想史上。他讲述和写作思想史，就引入亚当·斯密《国富论》框架，分成分配、消费、租税以及交易等几个不同主题，配合分析我国古籍中有类似思想的文献。大约要十年以后，从哈佛归来的唐庆增模仿胡适《中国哲学史》的体例，按照思想流派写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才算另造出一套有别于李权时的知识框架。

　　李权时早期有很大一部分著作应该算作教科书，比较有影响的有《经济学原理》、《经济学ABC》、《财政学ABC》等等。但要论学术价值，有几本书分别属于两套极有影响的丛书，值得一提。一套是马寅初和刘大钧组织的“中国经济学会丛书”，收罗了很多学术力著，如陈达《中国劳工问题》，杨荫溥《中国金融研究》等，反响巨大。李权时精心撰写了《财政学原理》，1931年出版，与他们并列，亦可看作当时国内财政理论研究的高峰。

　　还有一套则是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王云五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组稿，汇拢成这一块巨大成就。李权时、唐庆增这些身在上海的经济学者当然都是王云五重点拉拢的对象。李权时在1929年撰写了《商业循环》和《商业政策》，大量讨论西方前沿理论和实务，颇受读者欢迎。

　　可这些理论研究和引介在学界也遭到一些批评。同是“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成员，南开大学的何廉对李权时的研究路数就颇有微词。他曾说，美国人研究商业循环，这是他们的学术前沿。可是中国连像样的金融市场都还没有，基础工业也很薄弱，哪来的经济周期，又让学生何以能够理解这么抽象的经济周期或者商业循环呢？何廉主张实地调查，带着学生四处走访。其实李权时也做社会研究的。身处上海，自然以研究上海的金融业最为方便，所以他和赵谓人合著了一本《上海之钱庄》，成为记录20年代上海钱庄最翔实客观的历史资料。但以李权时的性格，终究不愿意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先挖深后拓广。

　　抗战爆发，李权时当时留在上海，转移不便，后来和周作民、戴蔼庐、张素民、董修甲等知名经济学家一道加入了汪伪政权。抗战胜利以后，李权时落水的旧账被翻出来，从此一蹶不振。虽然他有时还写一点关于财政或者经济问题的文章，但被大家毅然决然排除在学术讨论和集会之外，只得无奈地去了香港。

　　1950年，李权时回到上海，而此时学界更无他的立足之地。1956年，他有机会受聘于东北人民大学，就全力培养年轻教师。 不久，东北人民大学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