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方：科斯获了诺奖 争论尚未盖棺

　　◎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在196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前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总理赫鲁晓夫与西方政治家在争执中，脱下皮鞋敲桌子吼叫：“我们将要埋葬你们！”在那社会主义阵营的最辉煌年代，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经济在发展速度上远超过了西方世界，苏联1957年10月4日就首次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奠定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这一势头引起了西方的极大担忧和恐惧。

　　可历史却开了一个玩笑。今天，赫鲁晓夫的话已没有多少人记得了，苏联和华沙条约同盟国已烟消云散。中国则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某美国学者在访问中国后大为感慨，中国官员对市场经济的了解甚于很多西方政客。

　　制度的竞争似乎已见分晓。可是且慢，仍有问题无法解答：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较，真拥有绝对优越性，哪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初期能高速发展，为什么苏联、东欧等国早年的经济增长会远超过西方国家？从当年的兴旺到后来的相对落伍，究竟是历史的偶然性，还是普遍性？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毛病出在公有制，因为它扼杀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因为人的自私是生来具有的。看看中国农村，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后就带来产出的惊人突破，再看看城市个体户商贩，在经营中表现出的忘我劳动精神，这听起来很有些道理。然而，问题又来了。看美国2004年的劳工统计数据，制造业20人以下的小公司雇佣了不足9%的劳工总数，而500人以上的公司雇佣劳工总数为56%。美国万人以上大公司只占公司总数的1%，却雇佣了行业劳工总数25%。所以，美国的极大多数，从蓝领到高管，都是领取薪金的打工仔。既不是记件工资也不是承包，换言之，老美缺乏私有制下的动力。

　　其实，经济效果更要看配置效率，看一个社会如何把有限资源分配到各生产部门，从而生产出最佳的商品组合，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计划经济意味着集中，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力、统一计划，来分配资源和协调部门经济，市场经济则是分散，自下而上，以交换来协调部门经济，通过价格波动达到资源分配，再由竞争保证效率。这两种制度各有利弊，随着环境不同也会更展现出其优势。

　　早在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说市场是生产组织的最有效方式，那为什么还有公司的存在———那实际是个计划经济体，以强制性计划和行政式指令来组织生产活动？探索这个问题的结果，产生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科斯也因此获得了1991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以市场组织经济活动是有代价的，即所谓“交易成本”，当市场职能被公司以行政手段取代，也就节省了这个交易成本。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国家级公司，完全取代市场职能呢？因为行政组织的使用也有代价，而该成本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那么，某经济活动是通过市场还是公司内部来组织，公司的扩展该到何规模才是最佳的？在自由经济中，这些都通过竞争来决定。某种组织形式盛行，意味着在此情况下，它效率最高。

　　计划经济靠权威性计划来组织生产，以行政性指令取代价格机制，分配资源，协调部门关系。它有先进性，因为靠理性规划来克服市场盲目性，以寻求资源的有效使用。可人类社会面对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市场需求，都是千变万化，难以预测的，而且人类又缺乏完全的理性，所以，理性体制在执行中反而有很大的局限性。

　　工业革命把世界带入了大机器时代，成百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社会化大生产寻求的是规模经济、标准化、程序化，依赖于部门间的高度协调。所以，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经济结构，只有计划体制才能发挥最大潜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最优化整合，这带来了它早年的高速发展。

　　可是，随着分工的日益精细化，部门间的协调任务也就更为复杂繁重。如果说，社会分工是以算数级数增加，那部门间协调的复杂性就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这是对计划体制的严峻挑战。而且，经济越发展，体制负荷越重。就如同运行中的电脑，输入程序太大，内存用尽后就会死机(Crash)。总而言之，是经济的大发展，带来了计划经济的弊利消长，而且弊病越来越明显：资源分配失误，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抑制创新，等等。

　　这个结论与《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Toffler)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今天社会主义模式在世界处于低潮，问题不在制度，而是因为它撞上了第三次浪潮，无法有效应对科技、信息、知识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大变迁。

　　结果是我们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崛起。然而，盲目的市场化并不是组织生产的最佳方式，周期性衰退就是例证。这一选择也是次佳的(Second Best)。但因为高度社会分工、不可确定性，再加人类智能的不足，市场经济成了唯一顺畅运行的模式。

　　从赫鲁晓夫演说到今天，不过40多年，历史尚没有盖棺定论。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通讯、运输等的大突破，带来协调成本的降低，也带来公司规模的大扩张。1950年，美国前100强公司的销售总额占GDP的21.6%，而今天则是近40%，越来越少的公司，主宰着越来越大的经济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