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经济史坛推祭酒 全汉升与中国经济史

　　□梁 捷

　　近日追随老师研读中国经济史，渐渐熟悉了一个少有人提到的名字———全汉升。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北平史学界有好几个极为活跃的圈子。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授课，办了份《禹贡》杂志，研讨历史地理；北大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专研经济史和社会史。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说，这两份杂志对学生影响极大。他当时多讲制度史，于是也有学生撺掇他办份《通典》杂志与前两者抗衡，后来终于没有办起来。抗战爆发，那两本刊物也不得不停顿下来。

　　《食货》杂志后来出过影印本，三年功夫即有厚厚几册。翻阅过程中，时不时会看到周一良、杨联升、何兹全等日后极有成就的史学大师的名字，但全汉升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讨论的“寺院制度”、“行会制度”显然都是主编陶希圣竭力倡导的研究题目。

　　当时我对全汉升还一无所知，后来在图书馆里读到他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经济史论丛》和《中国经济史研究》，才知道实在他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里最最重要的人物。哈佛大学的杨联升曾赠他一首诗，概括他一生成就颇为精准：“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

　　先说“妙年唐宋追中古”。我查阅全汉升晚年的论文集，发现他一辈子都没怎么谈论过先秦两汉经济史，只是写过一篇《中古自然经济》长文评述，表明他放弃这个时段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在30年代开始全面翻译，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随之达到高潮。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诸如“上古井田制是否存在”、“中国有没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可是全汉升的史观不尽相同。他赞同日本学者的研判，即唐宋以前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完全是“自然经济”，几乎没有自由流动和贸易的市场。

　　而且上古资料多不齐备，到唐宋时期，经济史料才略略翔实可靠。陶希圣在《食货》中多次发出倡议，鼓励年轻人多做一些经济制度的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免得流于空发议论。全汉升另一位恩师，史语所的傅斯年亦倡导“动手动脚找材料”。这两位恩师的教导基本奠定全汉升一生的治学进路。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关于经济、社会的史料散布各处，耙梳整理的工作不仅需要史学和理论素养，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全汉升做了一辈子，又把这种学风传给学生王业键。王业键这些年来精心建设“清代粮价数据库”，未来“计量史学”籍此必有大的发展。

　　后来我才知道，全汉升家境不好，在北大求学期间时时有辍学之虞。陶希圣爱才心切，鼓励他多为《食货》写稿，然后为他开支稿费。1934年，22岁的全汉升完成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陶希圣立即推荐新生命书局出版，这才保证他在北大本科后两年的学费。全汉升很快成为陶希圣的得力助手，我们从陶希圣那个时期的《唐代经济史》等著作中不难看出全汉升的贡献。

　　北大毕业以后，全汉升进了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任助理员。不久抗战爆发，全汉升随史语所辗转长沙、昆明和四川李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深化原来的唐宋史研究，著成《唐宋帝国与运河》等书，一边把研究重点从制度转向物价和货币。唐宋以后，商品市场逐渐形成，货币作用也日趋显著。全汉升观察到宋代物价有几次大波动，从而影响到政治局势的变化。或许加上抗战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切身体验，使得全汉升决意从价格史入手，对中国经济史做一全面梳理。这样，他慢慢进入了明清史的领域，而且“壮岁明清迈等伦”，很快做出一番成就。

　　上世纪40年代，全汉升获得机会赴美访学。他在哈佛、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各待了一段时间，从游于厄什(Usher)、纳夫(Nef)等大师，又读到55巨册的《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一书，眼界顿时开阔。

　　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哈密尔顿(Earl J.Hamilton)1934年出版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让全汉升深受启发，他由此也提出一项观察，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以后，在秘鲁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可秘鲁产出的白银绝大多数运到菲律宾，并且通过贸易输入了中国，使得中国银价大跌，粮价及其他物价大涨，改变了中国经济格局。几十年后，德国学者弗兰克以全汉升的这个观点推至极致，写成《白银资本》一书，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的核心，这一“后殖民主义”观点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在明清史领域，全汉升另一项开创性工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全汉升一直关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工业化是其中的关键。1908年，盛宣怀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工业史上里程碑。大陆的盛宣怀档案迟迟不能解封，全氏颇不甘心，苦心搜集资料三十余年，1972年出版专著《汉冶萍公司史略》。近日，“能补史之阙、纠史之偏、正史之讹”的盛档虽已解封，但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

　　最后需得提一下全汉升的事功，即杨联升所谓“雄才硕学两超群”中的“雄才”。全汉升于上世纪60年代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开始像陶、傅两位师长一样致力中国经济史的基础研究。1975年担任新亚书院院长，1983年又担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凡11年。这些年来，港台地区既有国学基础，又有实证方法，更有全球视野的经济史研究人才辈出，其中不能不说大有全汉升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