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70年前托尼在华研究农村

　　□梁捷

　　有一次去图书馆，去借英国老牌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在1929年出版的名著《平等》(Equality)。书拿到一看，是当时出的原版，沾满了灰尘。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托尼的签名。落款下面还有日期，1931年3月6日。恰好我去年读过最新翻译出版的《方显廷回忆录》，所以知道托尼那时正好在中国南开大学访问。书上还有一段托尼的亲笔文字，大意是感谢某某博士的热情照顾。可那位博士的名字缩写，却因为日久漫漶而看不清楚了。托尼这段文字上被恶狠狠地盖上了“注销”的图章，书后还贴了一张上海旧书店的标签，定价2.5元，只是不知它最后怎样又回到上海图书馆了。

　　网上可以查到托尼教授的签名，对比一下就知道真迹无疑了。

　　无论在经济思想史上，还是近代政治活动史上，托尼都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托尼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拿到现代史的学位，辗转几个学校任教以后，来到费边社巨擘韦布创办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他长年在这里教授经济史，影响了整整一代英伦的年轻人。

　　托尼的工作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很了不起。一战前后，马克斯·韦伯是欧陆学界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非常轰动，后来被帕森斯翻译成英文，在全球范围内奠定了韦伯的学术声誉。当时对于韦伯的这套解释资本主义的理论，学界争议很多。最激烈的是同为德国历史学派继承人的桑巴特。他写了《奢侈与资本主义》试图完全颠覆韦伯的论证，说明不是节欲而是纵欲才催生出资本主义。另一位宗教学者特洛尔奇也写了《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批驳韦伯幻想的宗教分析。

　　英美的经济学界，似乎极少有人具备深厚的经济和历史学涵养，所以大家都很难对韦伯的论述插上什么话。只有托尼是例外。他对基督教有极深的研究，求学期间主要研究中世纪英国经济史。而教会史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他是下过苦功的。所以他在1926年精心写成一本题为《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小册子，扎实地讨论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对教会很有限的作用，客观地批评了韦伯一些夸大的地方。这本小册子在西方流传极广，日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当时还同样年轻的弗兰克·奈特就对这本书大加赞赏。去年，这本书终于有了中译本。

　　再看托尼在工人运动和工人教育问题上的影响。他本人始终是费边社核心成员，和韦布、拉斯基等人关系很深。托尼坚持费边社主张的“渐进地改良世界”原则，身体力行，加入“工人教育协会”，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其中一半时间是这个协会的主席。

　　费边社的思想较早传入中国，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曾经时髦，所以国人对托尼其人其书并不陌生。现在很容易找到的书就有，1928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1930年神州国光社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主要是他讨论社会实际运作和教育的著作。当时在南开任教的蒋廷黻自称受惠于托尼极多，亲自翻译过托尼多篇论文发在杂志上。蒋廷黻反复称道《十六世纪的农村土地问题》，推荐给学生看。这是托尼拿学位时写的，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我们都知道，后来蒋廷黻最著名的学生是费正清，长期执掌哈佛的中国研究，现在已经反过来影响国内的历史研究。

　　1930年底，托尼应南开大学之邀访华。他可不是像罗素或者杜威那样来讲学或者游览，而想在中国扎扎实实做些研究工作。南开大学经济系建立不久，正由耶鲁毕业生何廉主持，加上同是耶鲁毕业的方显廷刚刚回国，很想联手大干一番事业。

　　据方显廷回忆，托尼到了中国就说想调查农村的土地和劳动状况。本来有资本在中国学生面前大吹一通的托尼，不愿多讲自己，只想工作。好在何廉与方显廷素来重视资料搜集和整理，可以便捷地为托尼提供大量第一手农村资料。托尼便利用南开的资料，加上一些访问访谈的直观感受，再有与何廉、方显廷等一流学者的反复讨论，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了《中国土地与劳工》。这本书材料翔实，逻辑清晰，国内外颇多好评。当然也有不同观点，比他稍晚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卜凯(J.L.Buck，即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也组织人手在中国实际调查，得出结论和托尼有所不同。又过30年，张五常研究中国土地租佃制度时也读了托尼这本书，然后说，“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熟悉张五常教授的人，应不会对这样的评语过于惊讶。

　　托尼对学术、对学生、对社会、对宗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素来狂傲的芝加哥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也把托尼看作英伦极少能理解他的人。1982年，经济思想史专家里斯曼(David Reisman)写了《托尼、加尔布雷斯和斯密》，把这三位同时影响学术和社会的经济学家并举。这三人都对市场经济有极深的洞察，都忍不住关注国家，关注社会福利，情愿为了社会福利而部分放弃优美的学术理论。把托尼置于斯密和加尔布雷斯的行列里，我想，这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