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晓蕾：乡村银行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尤努斯教授是经济学家，是经济学教授，他走出课堂，创造了无抵押小额贷款的金融模式，建立了专为穷人服务的 “乡村银行”，并且保持了几乎没有坏账的奇迹。他致力于消灭贫穷推动贫穷国家的发展，让几百万孟加拉国的穷人受益，让世界上几个亿的穷人受益。他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的贡献，诺贝尔奖的荣誉对他是当之无愧。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尤努斯教授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他不但应该得和平奖还应该得经济学奖。因为他的模式对许多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建树。

　　“乡村银行”的模式，应该为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战略，中国

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开辟一个“蓝海”思路。中国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可能应该从社会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应该挑战“只有地区发展了才能解决贫困问题”的外部渗透式的传统思维方式，应该转换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像“乡村银行”那样创新出“嫌贫爱富”的华尔街永远都创造不出来的一片 “蓝海”金融模式。

　　“乡村银行”实践了传统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困之间的关系的转变

　　长期以来， “只有经济发展了贫困问题才能解决”的理论占主导地位，使国际社会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向，一直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附加许多条件的经济“援助”和项目技术援助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产生对贫困群体的“波及效应”的预期和愿望来解决贫困问题。

　　“发展”(development) 一词一般是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所以“发展”的经济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DP)。而“发展”以后“救济”贫困的思路下，总的GDP和人均GDP增长的利益是以就业和其他经济机会形式“逐渐扩散”给广大人民，或者为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进行更广泛的分配提供必要的条件。直接解决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与“经济增长”相比，重要性退居第二位。

　　但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联合国所规定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改变。经济学家们发现，过去的经济增长使农业占生产和就业的份额下降，而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份额上升。因此，发展战略通常是以牺牲农业和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强调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带来的高收入阶层产生在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数在农村。工业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落后农村的波及效应，辐射效应不明显。在许多地方是很小或根本没有什么波及效应。很多穷人似乎并没有受到“发展”的积极影响，或者要滞后很久才“轮到”被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的二元性是一种普遍现象，财富逐渐增加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共存；现代大工业，资本密集的工业，与劳动密集小规模的市场活动，个体劳动共存，没有随经济增长而消除的迹象。

　　还有研究表明，二元社会中较强的或“优越”的组成部分的增长有压制较弱或者较“低劣”的部分的现象，不排除甚至前者的优越是以牺牲后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经济学家开始反思“发展”的定义。“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应该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把对普遍的绝对贫困、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不断上升的失业的削减考虑进去。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教授达德利.希尔斯先生，提出了发展的意义的基本问题。“一国的发展方面的问题是：贫困情况怎样？失业的情况怎样？不平等的情况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显著地减少了，那么毫无疑问，该国处于发展阶段。如果这些中心问题中某一个或两个问题变的更糟了，尤其是如果这三个问题都变得更糟了，那么称这种情况为发展是会令人困惑的，哪怕是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乡村银行”模式第一个挑战了国际社会的 “扶贫“思维。“乡村银行”在孟加拉国家经济非常低的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帮助数百万孟加拉的穷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地直接向贫穷宣战。“乡村银行”在孟加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孟加拉国现在有四家这样的农民银行，都是他们国家的最好的银行。对农民贷款的覆盖面非常大，每家覆盖200万农民，四家就是800万。“乡村银行”创造了孟加拉国和全球穷人“脱贫”的希望。

　　“乡村银行”的经验和推广后的国际经验证明，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不能保证较低的绝对贫困程度。仅仅侧重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预期和期望逐渐增加国民收入来改善贫困人群生活水平是远远不充分的。传统的经济发展与消除贫困之间的关系需要转变，真正有效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支持穷人主动改变自己命运。

　　“乡村银行”创造了“金融脱贫”模式

　　“乡村银行”另一个重大突破，冲击了国际社会曲线解决贫困问题的“富国思维”，克服了一直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把从来都是为富人服务的金融活动，引进解决贫困问题的领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农民银行”，用持续小额贷款给贫困农村的农民的方式，开创了直接针对贫困人群的，帮助穷人建立造血机制的消除贫困从根本上改变命运的全新的思想、方法和经验。改变了过去对贫困现象，只能采取“救济”、“补贴”和“捐助”的输血模式，对解决“贫困”问题这一世界难题产生重大影响。 使“消除贫困”成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战略思路。

　　“乡村银行”的适合特殊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的四大特点：

　　第一，“乡村银行”的客户非常不同。客户有三方面的特点，首先根据贫困群体的大部分在农村的经济特征，乡村银行的客户全部来自最贫困农村，后来发展到城市的贫困人群。突显乡村银行的“穷人银行”的特点。其次，客户97%是妇女，因为，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妇女对家庭和孩子更具有责任感。另外，客户都有生产能力或一技之长，有通过小额贷款的启动资金的帮助，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贫困现状的意愿。

　　第二，“乡村银行是“无抵押”的“信用”贷款。“乡村银行”引入经济学的“同伴压力”的概念，形成乡亲邻里自动组合的五人小组相互担保的形式，一人不还钱其他人代还的方式进行相互“信誉”约束，还款率达到98%以上。

　　第三“乡村银行”的管理方式不同。“乡村银行”的贷款虽然是“小额贷款”但有非常规范的合约贷款手续。充分考虑客户的还款压力，采取分期还款方式。贷款利率采取高于市场但客户可能承受的利率水平，以保证这种高管理成本和高风险成本的特殊的金融服务能够持续运作。这是乡村银行有别于“慈善机构”的关键部分。

　　第四，“乡村银行”对客户提供技术培训。技术培训有多方面的作用。有的是帮助客户掌握一技之长；有的是帮助客户了解市场，选择“投资“的领域；有的是“新技术”使用方法指导，等等，提高了开户的各方面的素质，也大大降低了贷款风险。

　　“乡村银行”能够做大，除了上面与传统的商业银行完全不同的服务特点以外，与商业银行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同样是“银行”，有银行的最基本的吸收存款的功能。这一点是“乡村银行”能够发展，扩大，覆盖800多万贫困人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因为乡村银行采取上面提到的特殊的管理机制，解决了穷人无财产抵押而告借无门的问题。但是要大范围地解决贫困人群的贷款需求，吸收存款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一定的增加规模，才能扩大覆盖面，使更多的穷人得到贷款的机会。特别是，穷人的起点低，不是一次性贷款还款后就能够脱贫致富，频繁地、不断地贷了还、还了贷的小额贷款的循环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脱贫致富的周期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的时间。只有资金能够良性周转，才能连续支持小额贷款的重复需求，最后待到脱贫的目的。 “乡村银行”吸收存款的“银行”功能是小额贷款模式可以达到消除贫困目标的最核心的部分。

　　“乡村银行”的“银行”模式的重要贡献，首先在战略层面上根本上改变世界上的“扶贫”的思路，使“扶贫”变成“脱贫”。在操作层面上改变了项目式的做法，使得农民“脱贫”甚至“致富”成为可能。特别是“社会投资”的概念使乡村银行的商业性质和社会效应充分结合起来，成为小额贷款能够持续发展直至帮助穷人“脱贫”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乡村银行”30年的实践证明，全世界只要共同努力，“乡村银行”这样的“农民银行”，“农村银行”，能够成功地达到消除贫困的目标。这大概是这次诺贝尔和平奖同时颁发给尤努斯教授和“乡村银行”的原因吧。

　　其次，“乡村银行”创新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改革思路。银行古今中外都是一个“嫌贫爱富”的领域。银行从来与“富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乡村银行，不但是穷人银行，而且是“农村的穷人”的银行，从这个意义上“乡村银行”无疑堪称是一项举世无双的重大的金融创新。

　　通常，这样的重大金融创新应该发生在金融最发达的地方，应该在美国，应该在华尔街。因为那里的产品、机制、商业模式多是最前沿的，只有突破那里才算创新。

　　但是世界上最赚钱的银行创新产生在全世界几乎是最贫穷的地方，产生在信贷金融服务几乎是空白的地方。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经常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的地方取得成功。薄弱的环节是创新的“蓝海”领域。

　　“乡村银行”的成功无疑印证了这个道理，金融创新是可以在金融服务最薄弱的地方发生的。金融创新需要因地制宜，不能从天而降。“农民银行”需要基于农民需要的商业模式，穷人银行需要基于穷人的服务模式。华尔街的金融服务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华尔街永远都创新不出“乡村银行”。

　　另外，“乡村银行”成功地证明“，穷人也能用好贷款”。“乡村银行”的经验证明，只要有一个全新的机制、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操作方式，穷人知道如何使用“借”之不易的钱，穷人知道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穷人能创造出最有效率的资金配置选择，支付高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利率，还能使自己逐渐摆脱困境。特别是这个银行业的“另类”，用几乎没有坏帐的奇迹，让全世界的商业银行望尘莫莫及；用高达97%的还款率证明，穷人同样具有最好的信誉，“银行”不是富人的专利；用特别的模式，改变穷人的命运，改写历史，改变世界。

　　向贫困宣战中国需要乡村银行

　　乡村银行在孟加拉取得了成功。国际推广的经验证明像这样运行的农民银行，特殊的管理机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常成功。柬埔寨也有这样的一家农民银行，投资收入进入全世界的前10名。印尼的农民银行2003年还在纽约上市，一年内市值内增长了一倍。给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都非常成功，几乎没有坏账，有不少这样的农民银行的利润进人世界前十名的行列，比世界著名金融机构高得多。

　　但是中国的小额信贷没有能够得到像“乡村银行”那样的发展。各地的试点只是当作一项短期扶贫的政策来执行，而不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试点方案完成阶段性的报告后，项目就结束了。成功的试点也没有资金和机制推广开来。最大的发展瓶颈之一就是没有相关法律、政策的支持。小额信贷组织是一种类似金融机构，一直未得到中央

人民银行、

银监会批准。所以某种程度上，国内众多小额信贷组织一直处于不合法的状态，严重影响组织发展。一方面，组织没有合法身份，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来工作；另一方面没有融资渠道，不能吸收存款，也没有可滚动的筹款政策，造血式消除贫困的模式的种子资金自身没有再生能力，持续发展非常困难。自1993年小额信贷进入中国以来，操作机构自身没有很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小额贷款的发展环境需要改善。

　　中国的农村金融的改革是否应该受此启发，尝试接纳“乡村银行”的模式，试点可以吸收存款的“银行”模式，创新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专门为贫困人口脱贫提供机会的“穷人商业银行”，而不是以提供富人的服务为假设前提的所谓“正规”和“正统”的商业模式来进行农村金融的改革。否则不但不能满足农村发展需要，向农民和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金融服务，反而可能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出。

　　“乡村银行”的民营性质对我们有另一重要启示。小额贷款是“贷款”是“借钱”，准确的说属于社会投资的范畴，不是“救济”不是“补助”。借钱是要连本代利偿还的。官方机构操作容易产生误区，认为是政府的“救济”，不用还钱，造成小额贷款的坏账率升高，甚至使小额贷款方式失败。所以管理机构 适合由民间机构操作。

　　“乡村银行”在全世界都取得了成功，相信中国一定能够成功。现在中国的农村小额贷款的金融服务也有了一些突破。山西平遥被批准成立了两家民间的机构，专门对中小商业经营者提供小额贷款。最近四川也被批准成立了一家类似的机构。但是农村金融改革需要更广阔的“蓝海”思维，需要更大的突破。我们相信“乡村银行”这种特别的小额贷款的金融服务一定会带给农村巨大的新的活力，帮助农民突破收入增长和发展瓶颈，成为农村的基本消费增长、经济持续发展和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推动力。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勇敢地向贫困宣战的“穷人银行家”，“穷人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和他开创的“穷人银行”崇高的荣誉，应该也是对致力于降低贫富差距和城乡平衡发展的中国人民的最大的支持。中国人民一定能消除贫困，建设和谐社会，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