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为什么西藏令人神往

　　盛洪，1954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6年和1990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洪对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兴趣。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先后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和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产业经济理论和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度的结构 、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上百篇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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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西藏令人神往  1月2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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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由于高原反应，我闭上眼睛做深呼吸，但吸进来的空气却带有未充分燃烧的汽油废气味道。专业人士解释道，由于汽车经常要上坡，需要加大油门，时间长了造成排气管道堵塞，汽油就会燃烧不充分。这种味道在青藏铁路通车后变得更重了。为什么西藏这么吸引游人呢？

　　不仅是西藏，全国不少以风景著称的地区是藏区。如四川的九寨沟，云南的香格里拉等。这并不是大自然的偏爱，其实在汉族地区曾经有很多地方同样美丽。这在古代诗人的吟唱中可以看到。只是在今天，汉族地区的风景已经被“开发”了，失去了自然之美。我们发现，在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有许多保护环境的文化原则，如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信奉认为万物有灵的东巴教，自然不会去砍伐有神灵的树木。藏族则信奉藏传佛教。佛教主张“众生平等”，所以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我们在九寨沟看到树木衰朽后倒在水里也不曾有人想动它一下。但是只讲宗教和文化的影响还不够。因为当人均资源非常紧张时，人的生存本能要高于文化原则。

　　过去我们在讨论制度的优劣时，总是用经济发展或者人口增长来评判。但这两种指标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紧张到极度就是失败。因而我们想，有一种更能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主动调整人口数量，使之与环境和资源容量相协调；同时增大人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比例，从而较少耗费自然资源。与汉族相比，藏族的家庭制度不那么成熟和发达，虽然是父系社会，但没有祖宗崇拜。据20世纪40年代的一项对四川德格县的调查，藏族社会中有55.4%的家庭是“不完整家庭”，即只有同性成员，或有异性成员但没有夫妻关系，因而生育率较低。更加上信奉藏传佛教，家庭男性成员的很大比例，在明清民国时期约为26%到34%出家作喇嘛。据20世纪30年代的一项调查，在甘南夏河县，喇嘛占藏族、蒙古族男性人口的约57%。他们显然不能组成家庭，生育后代。从较长历史角度看，藏族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据历史资料的推断，藏族人口在元代已达200万，清代时仍是约200万，到1953年，也还只有270万人。直到今天，藏族总人口也不过460万人。不能不说，人口数量保持长期稳定，是在西藏的相对有限和脆弱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下，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如此比例的男性人口不从事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资源和财富要从从事生产的人口中转移过来。深信宗教的藏人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微薄的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供奉于寺庙，入寺僧人的全部开支也要由他的家庭来支付，从而为藏传佛教这种精神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以宗教为核心，藏族以其不大的人口规模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文化产出比率最高的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遗产最多的民族。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藏语，藏历，藏戏，唐卡，藏服，藏医藏药，藏传佛教；有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还有哲学、文学和艺术理论，等等。总之至今还保持着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藏族人民以宗教名义的贡奉。除此之外，一般藏民还将自己时间的一大部分用于宗教崇拜上，平均约为闲暇的三分之一。我们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门口看到大量的信徒在连续做5万到10万次等身长拜，而他们中不少人是从遥远的青海和四川一步一磕地来到拉萨，这往往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和大量的盘缠。这些带来精神满足感的宗教活动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源。

　　人类从生物界中学到过很多有益的知识，其中一种就是保持种群数量不致过大的知识。我们在《帝企鹅日记》中看到，帝企鹅每年要长途跋涉近一个月，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去“恋爱”和交配，在产下蛋后，母企鹅又要花费两个月的时间往返海边去觅食，然后回到她的丈夫和孩子身边，给他们带来食物。但如果在这期间小企鹅冻死或饿死，或者母企鹅在途中身遭不测，都有可能减少企鹅的存活率。人们不禁疑惑，为什么企鹅们要如此“麻烦”？为什么不能在食物供给丰富的海边交配产仔？也许这是经大自然淘汰后的种群行为，这种行为保证了一个生物种群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

　　在人类社会的某些地方，人们偶尔会有意识地“制造麻烦”，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加拿大一位水资源专家回忆到，他早年与他的祖父生活在缺水的南非，他祖父虽然建了一条小水渠，但他的祖母从不把水引入厨房，这样她就不得不自己打水做饭和打扫屋子；水渠也没有放水闸，工人们不得不用桶浇灌草莓。这种不便使水资源得到了节约。在今天，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这种“制造麻烦”的方法已被大规模地使用。例如，为了防止过度捕捞，政府部门规定了禁渔期和渔网网眼的规格，这使得渔民的成本上升，捕鱼数量下降。类似的方法是限制捕鱼船只的数量，因而获得捕鱼许可是要付出较高成本的。

　　回到我们的西藏。青藏铁路通车降低了进藏的成本，使大批游客涌入；打破了西藏相对封闭时的人与自然的平衡，也会对西藏的文化系统产生冲击。这不仅体现在汽车废气的污染上。游客增多会带来旅游业的繁荣，也会带来对物质产品的大量需求，在西藏建立工业也会有利可图。西藏就需要更多的物质资源，就有可能更多地向自然索取，西藏的生态平衡就有可能遭到破坏。游客比例过大也有可能瓦解西藏文化的完整性。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能否废弃青藏铁路？这种念头会被千夫所指。另一种办法是政府限制入藏数量。从现在布达拉宫限制参观人数的政策实施看来，结果简直是灾难性的。门票手续费最高已达500元，好处大部分到了倒票的“黄牛”手中。可能较好的办法是征收“西藏环境与文化保护税”。只要税额足够高，就会有效减少进藏人数；同时税收部分可以用来维护西藏的环境和文化。也可以从中拿出一部分钱来改进西藏汽车发动机的燃烧状况，让藏族同胞和游客们呼吸西藏真正清新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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