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明：经济学应如何研究快乐

　　经济学要不要研究快乐？回答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经济学怎样研究快乐？当幸福与快乐命题出现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时，经济学研究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原则之一，但“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吗？我看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无论是对于个体、群体还是整体来说，我觉得都很难轻易下此断语，特别是当快乐与幸福等命题出现在经济学视野中的时候。因为如果快乐果真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那么，每一个个人都应是一只飞蛾，都应大义凛然、义无反顾地冲向快乐“这堆熊熊的火焰”，人类的群体或整体――人类社会――也将变得无比地整齐划一和简单明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可以不考虑或少考虑“值得还是不值得”、“划算还是不划算”、“经济还是不经济”这样一些恼人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如果不考虑或少考虑这些恼人的问题，快乐或幸福就不会出现在经济学的视野中了。何况，当我们把追求快乐看作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时，还有一些具体的现象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特别是难以做出合理的经济解释。至于快乐的客观性基础、人际可比性、测量理论与方法等则是其次又其次的问题了。

　　经济学要不要研究快乐？回答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经济学怎样研究快乐？

　　在我看来，经济学研究快乐离不开稀缺性，离不开选择，离不开成本。经济学对于幸福和快乐的关注是在稀缺性的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对人的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来解释人的经济决策的。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出发点。同时，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稀缺性，经济活动便是在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的矛盾着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对经济学研究来说，其眼光既出现在收益领域，也出现在成本领域，是两方面的结合和统一，而幸福和快乐是仅存在于收益领域的。因此，一项经济活动即意味着一次选择，对成本收益关系的一种计算，对成本和成本问题的一个认识和界定。如果没有对成本的认识和界定，没有对成本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是难以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幸福和快乐的。所谓“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就是这个意思。

　　在经济学的古典时期，价值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首要问题，也是核心问题。每一个伟大体系、每一个真正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提出并阐述了各自特殊的价值观点，这一价值观点往往是其分析收益领域问题(财富或价值的分配)时的理论基础，也是其理论应用于现实或试图应用于将来的最后根据。新古典以降，马歇尔的观念和方法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理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但经济学依然是从收益和成本两个领域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的。

　　那么，经济学在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时，到底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呢？在我看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于收益领域的问题，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究竟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多少？怎样把收益恰当而又精准地衡量出来？另一方面，是来自于成本领域的问题，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代价？付出的是什么？付出了多少？怎样把成本恰当而又精准地衡量出来？这两方面的问题相互联系，如影随形，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对人类的经济行为做出恰当的经济研究。

　　如果假设不同的经济学家和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能够在追求人类的幸福和快乐这一目标上达成一致，那么，在随之而来的问题上可能就很难有共同的看法了，譬如：是谁的幸福和快乐？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还是抽象的或特定的人？是少数人还是大多数人？西方主流经济学上自亚当·斯密下迄现当代，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所揭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对个人有利的对社会和国家也同样有利，由于有看不见的手引导，个人在追逐他自己的利益时，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这一观点的假设前提很多，其藏而不露的深层次的思想基础是人是同质的且具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但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人各不同如其面，不同的人在自身素质、家庭状况、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当面对同一经济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幸福和快乐程度的判断和评价时，结果必然各不相同。但遗憾地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前有亚当·斯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开其端，后有马歇尔的观念和方法继其后，又有凯恩斯的理论推波助澜，以至于使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几成一个鼓吹不断增长的坚不可摧的体系，它的一些模型、理论观点和方法已成为常识甚至共识，而这一体系中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却长期以来为人所不察。

　　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此，那么，快乐经济学又当如何呢？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吗？快乐经济学研究将成为

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显得有点偏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偏离了经济学研究原本所应有的发展方向。经济学是在局限条件下研究最大化的，它对最大化的追求和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约束性条件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理论研究是一种比较、权衡，是在比较、权衡的基础上做出的选择，只有在认识和界定、衡量和比较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才能做出经济与否的判断和评价。

　　在经济学研究中，如果不是首先去认识和界定成本，衡量和比较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大小关系，而是以为只要解决了快乐的客观性基础、快乐的人际可比性、测量快乐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甚至以为只要转向快乐的方向就是向真理的极限逼近，我以为这种快乐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这种真理也很可能是虚妄的。相反，如果把快乐影响因子及其权重序列放到成本领域加以认识和界定，从成本的角度加以诠释，从而把对成本领域的研究和对收益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可能不失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应用研究之路。

　　最后，值得欣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理念，这一潮流和理念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点和价值之所依归，表现在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上，就是不仅关注收益问题，而且也关注甚至更为关注成本问题。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