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恺：从伊斯坦布尔看天津

　　◎王 恺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最基本的是金融手段、金融品种的丰富，然后才是带有突破性质的先行试验。

　　放眼国际，世界各国对金融的开放、新增金融业务都是很慎重的，其中道理无须赘述。往往试验是在国内划出一块特殊区域(叫什么名称无关紧要)，给予特殊政策，这类似于我国建立功能专一或多功能的开发区。据我所知，1998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就在世界出口加工区协会(WEPZA)年会上，宣称该国要在伊市的自由区中搞T+Z的离岸金融业务试验。当时因与我们关系不大，我就没有详细了解。但2000年再度出席WEPZA年会时，伊斯坦布尔自由区的主席神采飞扬，已经晋升为土耳其的副外长，由此看来，想必是离岸金融业务的试验结果很不错。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开放到一定程度，都要在金融上有所考虑和动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退出了WEPZA，不再是会员单位，也就不知伊斯坦布尔自由区下文了。现在看来，不无遗憾。

　　后起的天津滨海新区被赋予了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的定位，在对外开放的前沿获得了诸多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先行先试权，从银行混业经营、所有制改造，直到离岸金融业务，面是比较宽泛的。具体怎样试，正在加紧准备方案。从目前看，确定的两大动作是建立了总部设在天津的渤海

商业银行和一只封闭型、契约式的产业基金。对于银行的作用和功能自不待言，产业基金的作用对滨海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尽管开始时私募的总额只有几十亿元，规模不大，但关键在于其投入指向的意义。

　　滨海产业基金的使用原则有三：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是显然的。因为按照规划，到“十一五”末期，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总盘子为3000多亿，基金是其中一个融资渠道；其次是对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效益好的，增资扩股时中方资本金跟进注入，以此确保合资企业进入收益期时的中方利益；其三是对有自主

知识产权、有市场前景、进入扩张期的内资企业的资本金投入。这三个投资方向若能很严格把握，经营得当，规模不断扩大，对滨海新区的综合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好处近在眼前。

　　当然，产业基金不像

证券交易所，可以一下子热起来，资金流、人流迅速涌动。办好产业基金最主要的不是聚集资金，而是管理好基金，在基金运作有效率的同时，形成多只基金的交易。我们的期许是，通过产业基金使顶尖管理公司云集，投资、转股、退出机制完备的基金市场形成，并尽快形成较大规模，活跃起来，逐渐跃出滨海新区和天津市的范围，发挥出对环渤海地区的金融辐射作用。这样的前景才是发展产业基金的真正目的所在，这也是真正的难题。

　　联系到20号文件中央给的其他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范围，都可以先行先试，在一开始时，政府推动创造环境是必须的，但是金融业务、金融活动说到底是金融企业的事情。因此，金融的活跃，要看目前金融业内的企业群体、决策者和专业人才在机会来临时的准备以及内在的改革、创新试验的冲动和魄力。政府既不能行政干预过多，也不能越俎代庖，要调动金融业内的兴奋和跃跃欲试才行。

　　在我看来，目前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既急不得，又不能等，必须要双管齐下。内因是变化的依据，用一切力量调动起业内的积极性，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市场经济的思路去求金融发展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