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旅游偶拾(2)

　　喂鸟的色相

　　1996 年六月第一次游九寨。我早就闻其大名，渴求一睹，但碍于道路条件，不是塌方，便是泥石流，所以一直拖到1995～96年我在国内的“富布赖特学者研究计划”结束后即将返美的前夕。那时的交通状况和现在有天壤之别，从成都到黄龙，不满四百公里的路得走十四个小时，现在坐飞机用不了一小时。

　　那次旅行在成都参加团组，结伴的游客是四对四川夫妇，全部是曾在阿巴地区长期工作过的医卫人员，文革结束后才逐渐调回成都的城郊。往返的路上他们抒发了各自的感叹，引起了我这样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共鸣。在生活的底层煎熬时，他们经常得攀越九寨沟的海子，可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的美丽。一个人除非在陷入困顿之先已经有过品味的熏陶，或者禀赋优异，否则即使最天然的审美能力也是无从萌发的。

　　那时的九寨还处于浑朴的状况，没有遭受旅客太多的纷扰，也没有太好的旅游设施，所以过客能够在公园内的喇嘛寺里过夜，当晚我就打地铺在寺中宿了。

　　九寨的许多景点，如珍珠瀑、五彩海，虽有名，在我看来都未必及得上树正海，尤其是晨夕的薄霭中。次日清早，我又在朝曦里品赏树正海，感受到了难以寻觅的抚慰。晨空中的雀啼非常清脆可人，就和同游的人一起喂食小鸟。小鸟围着其他人，对我却丝毫不肯接近。我一再招徕，作轻柔姿态，扮可鞠笑容，并换了最正宗的鸟食，无奈仍然不受小鸟的青睐。同游的一对夫妇看到我的扫兴，提醒说这也许是我的外套颜色不近鸟意的缘故。我顿时醒悟过来，当时我穿着一件猩红的夹克。很久以来，人们以为鸟的进化地位既远在哺乳类之下，因此也一定笨得多。其实不少大型许多哺乳类动物，如牛、狮子等，都是色盲的，而许多鸟类却有着高度的颜色辨识能力。而鸟的智慧也不遑多让，例如乌鸦，智力相当发达。一些鹦鹉甚至有着精细的悟性，不但能识别主人的情绪变化，也能表现一些高级情感，譬如妒忌和带报复性的高傲等等。

　　我于是脱下外套，以浅蓝色的 T 恤来伺候小鸟，小鸟以狡狎的目光推敲了几番，终于飞停到我的手掌上来啄食。这个小插曲让我回味了许久，即使有了友善的姿态和诱鸟的食物，如果色相不正的话，还是不足以吸引小鸟来仪。商家对待客户，道理莫不相仿。消费享受是一种综合性体验，包装、品牌、环境、气氛、联想等软因素都很重要，尤其是高端消费，形象是否合适，甚至超过价格和效用，成为成败的关键。这个小插曲让我回味了许久，即使有了友善的姿态和诱鸟的食物，如果色相不正的话，还是不足以吸引小鸟来仪。商家对待客户，道理莫不相仿。消费享受是一种综合性体验，包装、品牌、环境、气氛、联想等软因素都很重要，尤其是高端消费，形象是否合适，甚至超过价格和效用，成为成败的关键。

　　因此不难明白，仅仅有笼子和食物，并不构成“鸟笼经济”的充分条件。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戴安娜上升为有史以来最有威望的英国人、库兹涅佐娃成了

　　运囚的效率

　　2002 年初秋游历了澳洲，那里的风范是宽阔和宽松，赢得了游客一致的赞赏。 1769年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并把它纳为英国的殖民地。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间，澳洲是英国刑事犯的主要流放服刑地，目前的澳洲公民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这些囚犯的后代。

　　在很长的年代里，澳洲人一直羞于承认自己是刑事罪犯的苗裔。后来终于想通，坦承与法外之徒的子孙关系，更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自豪感。难道不应该如此吗? 凡是无法改变的性状，人类就得理直气壮地予以正面肯定，以增加自己进取的信心和拼搏胜算的概率，这是生存之道所要求并使之正当化的。 “小的就是好的”，“黑的就是美的”之类，都是这类阿Q精神的积极贡献。 澳洲人民的逻辑相当强有力：刑事犯大多是生命原创力旺盛，不甘忍受贫贱、不循规蹈矩、不愿逆来顺受而铤而走险不惮触法犯禁的一群。这些人有勇气、肯拼搏，从体制外积极谋出路，比窝囊的顺民自是高出一等。澳大利亚的国民也确实表现优异，区区两千万人，为世界文明提供的有创意的人才高得不成比例，发明家、企业家、演艺人、体育明星，享有世界级成就的层出不穷，足成澳人自豪有理的佐证！

　　至于澳人的先人是怎样过到新大陆来的，曾是一段有趣的公案。押送终身流放犯到万里之外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英国政府早就把这项业务“外包”给私人企业来执行，费用预先约定，并订立合同实施。关心民权的人不久就发觉，在输送途中犯人死亡率极高，估计是受尽虐待的后果。这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在国会激辨，并提出了不少改良的措施。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增加预算拨款，来提高食物品质、增加船舱空间、改进运船的设施和安全性，等等，然而效果却奇差，途中的死亡率甚至更高了。政府遂派出许多稽核人员驻船督导，但是情状不但不见改善，反而更趋恶化。

　　后来一位经济学者提出，与其监管改善过程，不如评定结果。他指明，运送囚犯和运输一般货物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要是政府能够在墨尔本、悉尼等目的港口验收运抵的囚犯人数，并检查其健康状况至少不比启运时差，然后以有效运达的人头来计酬付费，就可以解决这个貌似的困境。原来只按出船数来计费，船主为了削减成本，倾向于克扣口粮和削减设施，逼得囚犯病弱致死，反而能省下政府给的口粮钱。所以利之所趋，船主们不但不关心囚犯的死活，还把他们往死里整。所以不难理解，依照最初的解决方案增加拨款和伙食医药补助之后，反而提高了整死一个囚犯的赢利率，逆向选择加强了运船主的渔利冲动，囚犯的死亡和健康恶化当然只能是有增无减。驻船的政府督察人员又极易被船主搞定，徒然增加了寻租的费用而已。

　　而改换成以运抵的有效人数来计人付费，等于把运输成本有效的“内在化”了，除了降低了经济成本，所有的人包括囚犯、运输船主、国家干部的道德风险为之大大降低。这个市场化的解决方法，对于澳大利亚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大国，至少是体育大国，功莫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