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车站上的小姑娘(二则)

　　郭梓林/文

　　(一)

　　1984年春运期间，我出差经武汉返回南昌，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一张站票。赶到武昌车站，站前广场真是名副其实的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的社会商品还不够丰富，赶回家过年的人都带着很多行李，挑的挑、扛的扛，候车秩序十分混乱。候车室里，早已是人满为患，只好在广场上立起一个个开往各地车次的标牌，以便疏散和分流候车的乘客。我找了大半天，才找到了开往南昌的车次标牌。这时离上车时间只有30分钟。标牌下的人已经整装待发，挑着扛着挤着闹着乱作一团。这支队伍看上去至少有6列，因为有扁担和行李夹在其中，其实早已不成队伍。我虽然只带了一个挎包、一只手提袋，却也不敢往里挤，但也不甘心排到最后面去，于是，站到了队列前边的外面，准备见机行事，看看有没有机会插进去。

　　不大一会儿，一位20刚出头的小姑娘微笑着走来，她长得清秀而文弱，眼神中透出一种带着疲惫的自信。只见她不紧不慢地举起车次牌，声音不大却很悦耳地说：“ 乘×××次到南昌的旅客请跟我走。”于是，她身后的几百人便开始跟着她蠕动起来。

　　小姑娘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顺着车站广场人群中间那少许的通道，不慌不忙地走着，步伐是那样的轻盈，神情是那样的自若，与后面吃力而且着急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还是没法加入这支队伍，只好朝着小姑娘大致要去的方面远远地跟着。就这样绕了一大圈以后，小姑娘的身后不再像刚才那么拥挤，队伍开始越走越瘦，越拉越长，秩序也就越来越好，当绕场三周之后，姑娘看到自己的身后已是一列有序的纵队，会心地笑了笑，走到了离刚才大家排队不到3米的地方，叫开了铁门。这时我正好排在第六。于是，这支由小姑娘带领的经过“南征北战”由疲惫变得安分的队伍不再叫叫嚷嚷了，而是秩序井然地走进了站台。

　　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小姑娘用这样一招来整顿秩序，想来也是够“损”的，但是话说回来，面对数百急不可耐的人群，一个小姑娘若用其它办法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秩序，恐怕也是不可能的。由竞争形成的秩序总比混乱要好得多，而且事实证明，小姑娘这样做也是有效率的，效率的好处(准点发车)都均等地分给了每一个人。

　　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比竞争更好的制度安排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情况下，竞争是解决稀缺资源的最不坏的办法(在此我们姑且把进站队伍的每一个排位都作为资源来看，而且越是前面的越是稀缺)。其实，只要竞争是建立在自愿与公平(标准的单一性和可操作性)的基本原则之上，其结果总是能够让人们接受的。虽然小姑娘未必知道这些制度经济学的原理，但她的成功却正是在于她遵循了组织竞争的这一基本原则。

　　(二)

　　20世纪80年代未的一个腊月二十九，我从

襄樊车站上车回家过年。候车大厅里乌烟瘴气。旅客中有站在长椅上喊人的，有躺在地板上睡觉的，有大人嚼着饼干说笑的，也有孩子蹲着撒尿叫娘的……。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地方最能让人怀念起的一个人，就是马寅初老先生。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怎么就没听他老人家的劝告呢？

　　人一多，秩序就难免乱。平时供人候车时坐的长铁椅，此时是最好的排队隔离栏杆。站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椅子脏得没法儿坐)，终于轮到我们这趟车检票了。此时，来了一位身着铁路服的小姑娘，嘴里含着一只口哨，不时地吹着、喊着，把所有站在长椅上跃跃欲试、想翻过长椅插队的乘客统统赶回了队伍。只见她举起了随身带着的无线电小喇叭，操着十足乡音的“普通话”说：“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去过年，我保证买了票的人都能走得了，这趟车已经没有位子了，所以，大家排好队，进站犯不着挤。今天，我就在这儿看着，想跨过这排椅子插队的人肯定不少，我也没有办法都抓，我只抓第一个，抓住了，我就绝不会让他上车，我让他跟我到站长那里去，帮我作个证明，不是我不管，而是我管不了。最好是他能帮我说服站长，调我到办公室去当秘书。请大家听好了，我只抓第一人！”结果，那天还真没有出现“第一人”。

　　对于小姑娘来说，相对于抓所有的违规者，只抓第一个的成本是最低的，而且也是小姑娘的能力所能及的，所以这是她的最优选择。对于乘客来说，在没有这样一个“制度安排”之前，他们会想，至少不是我一个人想违规，所以不论是在先在后，违规的机会成本一定很低，甚至可能没有成本，却能得到早上车的收益。因为法不责众，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列车停站时间)，小姑娘对众多人的处罚的时间成本也太高，甚至是力不从心，所以完全可以选择违规。然而，现在有了小姑娘这个“制度安排”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自己跟在别人后面违规，风险一下子就降到了零，但如果自己来充当第一个违规者，则风险就全部落到了自己身上，这时其他人却可以“搭便车”。这显然是个最次的选择。于是，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违规，并随时准备跟在后面做违规的选择。小姑娘心里明白：一旦大家都这么想了，也就没有人愿意违规了。

　　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1)监督机制的崩溃，往往是因为在只需要小成本的时候没有支付(也就是没有采取“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而到了要支付大成本的时候已经支付不起了(杀猴杀不起)；(2)当监督力度和可支付的成本有限的时候，要利用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动机，并愿意从众、搭便车的心理，加大对第一个违规者的处罚力度，使之违规的机会成本大到足以遏制他产生机会主义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