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中国能被印度赶超吗

　　印度的表情与真实

　　——中国能被印度赶超吗？

　　李 晓

　　编者按：近年来，中印比较变得非常热闹。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亚洲问题的世界经济学者，作者在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前不久到印度进行了访问。这篇文章就是他的访问观感，其深刻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印度，从而正确认识自己是很有好处的。

　　近年来，瑞士一个叫达沃斯的小城，每年年初都会聚集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工业和政治精英，召开世界经济论坛。自2000年起，中国一直都是这个论坛上耀眼的明星，“中国奇迹”成为这个论坛上最具凝聚力的话题。然而，在2004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取代中国成为鲜明的主题，有关印度经济赶超中国的所谓“龙象之争”或“龟兔赛跑”的话题，似乎充斥了整个论坛。中国人开始尴尬，继而开始警觉。于是，刚刚咀嚼到“中国崛起”之甘美的国人，突然开始以从未有过的兴趣关注起身边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有关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或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的话题跃然网上。

　　那么，印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它能够赶超中国吗？中印比较的意义何在？这是我访问印度期间一直在思索和关注的问题。

　　两个印度：富人在天堂，穷人在人间

　　去印度前，朋友告诉我：印度是个不去很遗憾、去过更遗憾的地方。到印度之后方明白，这种说法源于关于印度的理想与现实尤其是其贫与富的强烈比照。

　　在印度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穷人。车子一停，立即就有讨饭的孩子围拢上来，你可以善心大发，但结果一定是走不脱，欲罢不能，会有更多的孩子向你伸出期盼的手。与国内的职业乞讨不同，他们真的是要讨口饭吃，食品、水什么都行，当然，钞票更受欢迎。在首都新德里中央大街上，任何地方都有乞讨者；使馆区附近的大街两旁，有无数的用破旧雨布搭成的小帐篷，妇女们在路边做饭，大一点的孩子们在路边乞讨，小一点的孩子则赤裸着身体坐在泥土上……。城里所有的河水都是黑色的，肮脏不堪，河的两旁是一眼望不到头儿的贫民窟，垃圾满地，脏水横流，人们熟视无睹。

　　孟买在印度人眼中是财富的聚集地，自然也是富人的天堂。作为殖民地时代的遗产，这里有许多哥特式的建筑，其中孟买火车站和高等法院依然壮观无比。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富裕的印度人，他们有教养，衣着得体，开着各色的进口轿车，与印度产的索非亚·粕立米勒牌出租车和三轮车混杂在一起，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在孟买五星级的泰姬·玛哈饭店前，富人们进进出出，贫穷的妇女则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孩用期盼的眼光在乞讨。尽管我来自同样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中国，尽管我早对印度的贫富差距之大有所耳闻，但依然为眼前的现实所震撼。

　　仔细观察印度的穷人，有两个特点使中国人感到惊讶。一是他们的自然、淳朴和乐观;二是他们虽然贫困，但却有自己不被打扰的生存空间。

　　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印度教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虽然在公元前322年建立的孔雀王朝尤其是在阿育王执政期间曾将佛教奉为国教，而且在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多次入侵，特别是13世纪初德里苏丹帝国建立后曾将伊斯兰教奉为国教，但印度教经过多次改革迄今依旧是信徒最多的宗教，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近50%，其他有佛教、耆那教、袄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等;除英语外，印度约有1500种语言，其中14种为官方语言。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讲求“作业”(羯摩，即行为)和轮回转世。同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印度教社会中出现了阶级压迫、种族压迫相结合的种姓制度(瓦尔纳制)，形成了婆罗门(负责宗教祭祀)、刹帝利(负责国家行政管理)、吠舍(从事工、农、商等)和首陀罗(从事所谓污秽职业的人)四大种姓，此外还有所谓的旃陀罗即贱民。随后在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又形成了按职业划分的所谓门提制，使得种姓制度更加固定并细化。据说，今天的印度有几千个亚种姓。

　　受到宗教的影响，印度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由于信奉万物有灵，他们再穷困潦倒和饥饿也不会杀生，所有的动物都与他们和平共处。所以，如同在发达国家一样，印度的鸟儿是不怕人类的，所有的野生动物不会被捕去吃掉。虽然印度的河水污染严重，但除此之外，生灵之间的和谐在今天的中国难以见到。另一方面，由于种姓制度被长时期宗教化，养成了印度人包容、天性乐观与温和的性格。在低种姓的穷人看来，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自己之所以成为穷人，是各自在前世的修行(“作业”)不同所致，因而必须在自己现在的位置上苦于“作业”，转世方可幸福。这种性格肯定很大程度上泯灭了印度人的进取意识，但却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促进了职业和手艺的专业化发展，稳定并发展了分工和相互依存的交易，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穷人不妒忌富人，也少有杀富济贫的意识与观念。事实上，印度历史上像中国那样壮烈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从未出现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都由来自西北方向的异族入侵所致。同中国相比，种姓之间的和谐与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是印度历史发展的主流或“动力”。

　　1947年印度独立后，自尼赫鲁开始，经英迪拉·甘地一直到拉吉夫·甘地，印度历届政府一直试图改变印度的贫穷落后状况，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在社会正义、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偏重前者，并一直成为政府的施政核心。印度的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就是决定发展路线的基本标准不是为私人利益考虑，而是要有利于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国民收入和就业最终得到显著增长，而且要使收入和财富的占有更加平均。由于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印度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增长一直缓慢，年均3%～3.5%的增长速度被讥讽为“印度教徒增长率”，结果社会正义、平等的目标自然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印度历届政府虽然一直致力于取消种姓制度以及对妇女的迫害，但迫于高级种姓的反对和阻挠，相关政策措施流于法律形式，未能取得事实上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印度的民主政体也使得政府对贫民一直采取非常宽容的政策，虽然各地政府也曾多次下决心要清理贫民窟，整顿市容，但事实上却难以实施。在印度没有像我们这里“城管队”那样的组织机构，强制拆迁贫民窟的情况少有发生，他们的穷苦生活很少受到干扰。一句话，印度政府让富人生活在天堂里，也让穷人生活在人间。

　　近1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其中尤以软件业的发展令世人瞩目。自拉吉夫·甘地时期开始，印度便着力发展IT产业，将信息产业确定为经济增长极。1984年印度的计算机生产厂家只有80家，1985年就增加到150家，1986年后软件业兴起，出口迅速增加。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遗产，印度受高等教育人口的英文素质和科技开发能力较高，这些得天独厚的“软优势”直接推动了印度IT产业的大发展。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提出，要使印度在10年内成为“信息技术大国”，并成立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班加罗尔的高科技园区亦得到如火如荼的发展。现阶段，印度的软件出口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出口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已向印度外包了软件开发业务，美国的国家电信呼叫中心也已经转移到印度。目前，软件出口已经占到印度出口额的10%，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将达到850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33%。但是，印度IT产业的发展同其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换句话说，印度IT产业的发展是其社会经济两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印度——贵族化的印度和平民(贫民)化的印度。印度的政治是贵族化的，印度的社会是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并存，印度的经济也同样带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自19世纪后期印度民族工业开始起步以来，一直与英国殖民经济并驾齐驱。到1947年独立前，印度民族资本控制的资产已经与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的资产相当。这部分贵族资本也同样是半个世纪以来印度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贵族化的民族资本的畸形发展，印度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一直比较滞后，特别是由于其低种姓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非常低下，失业问题长期顽存。从这个角度看，印度IT产业的发展也是为了绕开普通劳动力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困难，凭借其教育的贵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科研发展的贵族化特征来直接与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接轨”。然而，2005年印度20～39岁的人口已超过4.3亿，如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便会成为社会上最不稳定的因素。对此，年均吸收就业仅为200万人左右的IT产业是无法发挥作用的。IT业的一枝独秀对未来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究竟有多大，恐怕不容乐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印度不是一个穷国，印度是一个穷人很多的国家。

　　印度经济能够赶超中国吗？

　　经历了50至70年代“印度教徒式增长率”的低速发展，80年代印度经济增长仍然缓慢。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后，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迅速提升。1992年～2002年间平均为5.5%，2004年7.5%，2005年8.1%，2006年预计7.5%～8%。虽然近1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都在9%以上，但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显然大有赶超中国之势。这正是近年来海内外“印度经济将赶超中国”之呼声日趋高涨的现实背景。

　　关于印度经济能否赶超中国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明确两国经济规模的总体差距。第一，中国的GDP总量是印度的两倍多(1978年，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是印度的两倍)；第二，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大于印度，是印度的6倍；第三，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规模是印度的10倍;第四，境外投资累积中国是印度的2倍;第五，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远远多于印度；第六，经济资源(GDP)量占世界比重2000年中国为11.16%，印度为5.46%；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占世界总量比重2010年中国为17.66%，印度为6.2%，相当于中国1990年的水平。

　　其次，再从社会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也同样十分明显。第一，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人为7.11年，印度人为5.06年(1999年)。第二，国民识字率中国在90%以上，印度为60%左右。2003年，中国成人中的文盲率不到5%，印度高达32%。但印度是个奉行精英主义的国家，有一小部分人受教育的水平非常高。据2005年度世界发展报告，高级工程师拥有率印度为中国的两倍。第三，人均寿命中国为71.8岁，印度为60.8岁(2001年)。第四，婴儿死亡率中国低于印度1/2。

　　显然，就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来看，印度与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具体就现阶段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来看，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基本上都好于印度，但印度的微观经济指标尤其是企业业绩大多优于中国。

　　据2003～2004年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宏观经济环境指数排名第25，印度第52，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指标方面印度则领先于中国。2004年企业竞争力指数排名印度为第30，中国为第47;公司经营与策略排名印度为第30， 中国为39;国内商业环境质量排名印度为32， 中国为47。事实上，近年来印度企业的业绩的确明显地好于中国。

　　经济增长的含义并不单纯是GDP的增长，而主要在于微观层面的财富创造。中国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的确逊于印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但按总体的财富程度来衡量，中国仅比印度富裕了37.6%。中国在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和经济体系中的无形资产上尤其贫穷。中国的人均无形资产为4208美元，而印度为3738美元。其差距远远小于两国在GDP方面的差距。

　　同中国国有经济仍旧占据核心产业领域和自然垄断产业的状况不同，印度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一批可以与欧美最好的企业相竞争的公司，如Iforsys、Wipro、Ranbaxy和DrReddysLabs等。现阶段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是靠私人企业来推动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印度的金融体系比中国更加发育，效率更高。如上所述，印度是用了中国国民储蓄总额的1/2和中国FDI总额的1/10实现了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表明印度的资金使用效率明显高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资拉动,企业主要是在资本市场上融资。目前，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印度为创业者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机会要比中国多得多。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民主政体以及由此导致的信息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较高，印度经济的证券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印度有24个股票交易所和债券市场，交易制度规范、运作透明。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程度是中国的8倍。可见，它配置资源、调动资源和利用现有资源的能力要比中国强得多。因此，与中国的外资引进多为外商直接投资不同，印度引进的外资多为流动性高的金融资本，流入印度股市的外资占其引进外资总额的60%以上。当然，印度也要为此承担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风险成本。今年5月外资的大量撤出就导致印度股市暴跌。

　　此外，印度经济的微观层面之所以好于中国，还在于其市场经济自由化的改革目标已基本上实现，而中国的市场经济自由度仍然不高，依旧还在为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努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硬件要明显强于印度，印度经济发展的软件基础则优于中国。

　　迄今为止，印度尚没有一条高速公路。2003年，印度曾计划要建设第一条高速公路，但至今仍未开工。从新德里到著名的泰姬陵所在地亚格拉大约只有130公里的路程，但乘车往往需要走3～4个小时。新德里机场启用于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在追求成为第三世界领袖的印度来说，如此规模的机场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但在40多年后的今天，它已破旧不堪。印度虽然号称世界软件大国，但在星级宾馆上网并不容易——速度不快、费用很高。

　　2003年印度基础设施投资额只有中国的1/3，占GDP的比重为3.5%，中国则为10.6%。印度要赶上目前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尚需8000亿到1万亿美元的投资，但目前每年的投资额却不到100亿美元。即便印度迅速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若要赶上今天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至少也需要20年的时间。

　　印度的软件优势除了上述的金融、资本市场发达和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以外，其在英文水平、教育自由化程度和专业化的文官系统等方面，也明显强于中国。特别是英国对印度几百年的殖民统治造就了印度一大批职业化水平很高的经理人员，其企业管理经验和战略眼光都堪称世界一流。

　　但是，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使得其“贵族经济”如IT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就业的拉动作用有限。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在其经济结构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印度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50%～60%，而中国则刚好相反，包括制造业在内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0%～60%。同印度“发达国家化”的产业结构相比，中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无疑可以更好地长期吸收就业，拉动国民收入的增长。目前，中国的就业率高于印度近20个百分点，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国内外许多人担忧印度因其IT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办公室”，因而可能超越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事实上，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都是处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外包生产链条的最底端。不同的是，虽然两者的地位相近，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会比印度所谓的“世界办公室”地位更能够持久的拉动经济增长。因为相对而言，前者更有助于产业结构的有效提升，后者将更加强化经济的“贵族化”特征。从这一点来看，断言印度经济在短期内难于超越中国经济是有道理的。

　　中印比较的意义何在？

　　中国与印度之比较尤如阿基米德的两条平行线，除了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相近以外，两国在文明体系、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很难设定一个有效的相互比较的坐标系。

　　如果将中印比较仅仅限于所谓“龟兔赛跑”的游戏或寓言故事没有任何意义。但也许正是因为无法设定相比较的坐标系，对两者进行比较的意义可能远大于那些可以设定坐标系的比较对象(如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比较”意义。我们需要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来认识中印比较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主要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是软件条件还是硬件条件？这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不断争论的问题。虽然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体制、制度等软件条件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或基础动力，但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即便一些国家具备了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甚至是政治体制上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落后的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的不具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而那些体制、制度尚不完善、甚至是专制政体的国家，一旦具备了发达的基础设施，其经济增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则非常迅速。事实上，近年来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是将基础设施的落后视为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第二，什么样的政府更有助于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论是具备了软件条件还是硬件条件，更重要的还在于将这些条件有效地导向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向的政府的效率。缪尔达尔曾在其《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指出：即便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制定了详尽的经济计划，但其实施计划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因为他们的政府是“软政府”。迄今为止，印度人在认识和理解中国时一直在反思让其惊讶的三件事情：一是印度早在50年代便提出了要控制增长过快的人口规模，但由于其复杂的宗教、民族和政治等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但中国在70年代末提倡和制订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增长迅速得到了控制；二是当60年代初期中印两国因领土问题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军队迅猛突击并越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之后，印度国会还在为如何对付中国军队进行激烈的辩论；三是印度早在60年代就曾设想要搞“经济特区”，但一直悬而未决，而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便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事实上，早在英迪拉·甘地第二次竞选时就曾明确提出过印度需要一个“能工作的政府”的口号，然而印度各级政府工作效率之低下依然令世人惊愕。

　　第三，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外有关中印比较的话题潜含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命题：何种政治体制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局限于中印两国而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必须关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体制与政府效率的关系，二是印度民主体制的真实内涵。

　　前一个问题的具体涵义是：针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民主政体注定是有效率而非民主政体必定是无效率的吗？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面临着市场不发育或残缺的初始条件，拥有一个“强政府”对发动和推进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但“政府强度”并非是“强政府”的惟一内涵，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具有较高的“政府质量”即政府理性、政府效率和政府自律。因此，即便一些国家如东亚各国、各地区的政府曾拥有很高的“政府强度”，但由于在相当长时期内具备了较高的“政府质量”，它们的经济增长绩效格外显著。相反，印度虽然拥有民主政体，但对于发动经济增长而言其“政府质量”尤其是其政府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因此，政治体制与政府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是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两个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社会经济发展初始条件非常落后的国家而言，依据国情如何提高“政府质量”并为此确定必要的各种制度安排，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对这样两个发展中的大国的未来而言，拥有较高“政府质量”者必然胜出。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GDP的竞赛不过是制度竞争的表现形式或结果。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印度的政治体制的确是民主政体。但印度政体有两个显著特征:它是殖民地时代的遗产，同时也带有深刻的印度

　　自印度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开始，其复杂的宗教问题便无时不在影响着其未来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之父甘地(1869～1948)与一般政治家不同，他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主张把政治与宗教揉为一体，推行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并认定自己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一原则。在他看来，应把追求真理作为人和社会一切行动的最高原则，真理是神；追求真理的道路只能是非暴力的，非暴力就是爱，是人的本性；真理只有用无限的爱才能得到，若采取暴力只能是背道而驰，陷于黑暗的深渊。这正是他主张争取民族独立运动应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思想基础。甘地自身不仅最终死于宗教仇杀，其政治宗教化主张对独立后印度的政治发展进程也是一个巨大的负遗产。虽然从尼赫鲁政府开始，一直致力于政治的世俗化，但其强烈的宗教色彩一直未能改观，“印度教教派主义”与“伊斯兰教教派主义”的严重对立甚至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流血冲突，并严重影响着当代印度政治发展进程，这实际上也是迫使尼赫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采取“公平优先”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

　　种姓制度作为一种被宗教神圣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近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印度政治的世俗化努力，使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原先众多的种姓制度已经逐步演变成三个大的种姓:高级种姓、中级种姓和低级种姓，并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于种姓制度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直接相关，一方面是各种种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未消失甚至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则是各个政党不断利用种姓的冲突来争取更多的“票田”，结果反而加剧了种姓意识的复活，导致更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弱化了政治世俗化进程。1978年，印度政府曾设立“曼达尔委员会”，负责调查表列种姓(即原贱民)和其他落后阶级的生活状况并提出解决措施。1980年该委员会建议按照人口比例为落后阶级保留政府和国有企业中的职位。1990年，印度人民党政府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宣布执行这个报告。结果引起意想不到的全国骚乱，高级种姓强烈反对，举行游行示威并引发流血冲突，几个月内仅自焚的学生就多达75人，有200多人死亡。结果，已经被逐步淡化的种姓问题再次凸现出来，政治组织和政府内部、社会各界的种姓营垒更加对立。

　　显然，政治宗教化与种姓化的发展对印度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两个印度”之间的巨大差距也同样严重左右着印度政治发展与政府决策的过程。不但尼赫鲁“社会公平”优先于“经济增长”政策的选择受其严重影响，英迪拉·甘地在60年代末采取的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亦同样如此。虽然自拉吉夫·甘地政府开始试图扭转这一政策，1991年印度新政府的经济改革也明确制定了“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的目标，但政治利益集团、社会阶层和贫困差距之间的巨大鸿沟必将对当今和未来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掣肘。当今印度的现实是：一方面是号称IT 大国，另一方面是10多亿人口中的三分之二仍然居住在缺电少水、交通闭塞的农村；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三的软件工程师，同时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而且人口绝对数不久后将超过中国；每年有200多万大学毕业生，同时全国妇女中有一半是文盲。因此，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将激化还是弱化社会矛盾与冲突，答案只有一个：关键在于印度政府能否有效地解决“两个印度”的问题。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同经济体制的调整与变革相比，肩负着更大的历史遗产的包袱，远非朝夕之功。

　　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一次又一次的“锁定”。长期以来，印度文明同中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文明系统，两者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之所以现阶段两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刻意地进行所谓的“比较”，就在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两者都不得不走上了与世界规则接轨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两条原本不相交的“平行线”出现了历史拐点。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印比较可能比中俄比较具有越来越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印度不会为了发展而走向专制，中国也不会为了发展、稳定而延缓民主进程。值得关注的是，印度经济虽然在50年代至70年代增长缓慢，但它从未中断过增长，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快的趋势；而权威体制的中国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济增长出现过大起大落并一度中断，只是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才开始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也开始遇到越来越多的复杂问题。正是因为这一点，印度人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未来，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却充满担忧与焦虑。这无疑是国内目前掀起中印比较热潮的深层次背景，也再一次促使我们对有关中国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这同90年代初期国人面对苏东巨变时无知的“窃喜”与自豪相比，是一个进步。

　　(作者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