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数量政治与人性差异

　　文/何怀宏

　　任何社会的政治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构成的。一定数量的人，这是任何社会、任何政治的一个基本前提。一个鲁滨逊，无所谓政治、也无所谓道德。加上一个“星期五”，才有了政治和道德，有了支配和被支配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如何处理才算正当的观察和考虑。

　　当然，这种两人关系是一种最极端、最起码的使政治伦理成立的关系，现实的关系绝对会比这人数多得多，复杂得多。单独的，突然被抛到文明世界之外的鲁滨逊只是极个别的情况。人类的初民社会并不是由一个个的个人联合而成，而是一开始就生活在人群之中，生活在氏族之中，一开始就有数十、数百以致数千之众。

　　但是，人类的“群治史”也许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或者分成两个基本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建立在直接接触的初级社会群体基础上的，人数大致只有数千到数万，或再加上一些外围地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小邦政治”，另一个部分是建立在间接接触的社会群体基础上的，人数从数十万到数亿，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国政治”，这里所说的“大国”是相对于“小邦”而言的，所以，今天除了很少的几个像欧洲腹地或太平洋上的袖珍国家，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即便像瑞士相对于古代的城邦来说，也还是“大国”。同时，这些“大国”在今天又无一例外地卷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

　　自然，历史总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实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难于划分或者互相包容或夹带的情况，比如说，古

　　但我们从比较典型，也是我们最为关心的西方历史的两端着眼，还是可以分出两种主要的形态：一是古代希腊的城邦，一是现代的民族国家。西方政治的发展就此也可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或部分，一是建立在较少的人数基础上的城邦政治，一是建立在较多人数基础上的帝国和民族国家的政治。而如果更集中于在这两端都大行其道的民主(多数统治)，则我们更注意古希腊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和现代西方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除了政治社会的人数，还有政治社会的统治方式，也可以从人数的角度观察，即究竟是一人统治、少数统治还是多数统治。这实际不仅是一种古典的基本政体划分—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一基本划分的重要性，在现代也还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方式。由谁统治和如何统治仍然是一个难解难分的问题。它们可以互相组合，尤其是一人统治可以与少数结合，也可以与多数联合；前者一定是等级制；后者则可表现为民主政治。它们也可以三者混合，这种混合政制在斯巴达那里，在古罗马那里都存在过，且被证明是相当稳定有效的政制。

　　总之，任何社会都包含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就是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数量的人组成的，必须面对一定数量的人。第二就是这一定数量的人按其内在和外在的差异，在任何社会都可以分出多数和少数、而且可能是各种不同的复合的多数和少数、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

　　前一种事实，即数量的事实在政治上的意义是，这个数量增大到某种程度，可能就引起政体的不同，乃至正是这种规模导致国家的产生，例如从氏族到部落、到国家的过程，再如被普遍推崇的民主制度，由于人数瓶颈的制约，就会有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或直接参与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这一差别。

　　后一个有关差异的事实，涉及到人性的一个根本问题。由各种不同的差异可以分出许多种多数和少数、它们常常是变动不居、人员流动的。会有很多临时的多数和少数，但也会有一些相对比较稳定、乃至不可改变的多数和少数，例如由血统、种族差别所导致的多数和少数。而最重要的一种多数与少数的区分，在政治哲学方面也最具重大意义的区分，在我看来是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区分。这就是根据价值追求和精神状况所作的区分。

　　在陀思托耶夫斯基那里，这一“多数”和“少数”不是以职业、阶级、种族等标准划线的，它们的具体成员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相互流动的，但这一“多数”和“少数”却可能在任何时代都始终存在，即在任何社会里都始终有一个这样的“多数”和一个这样的“少数”，也许比例有所不同，范围有所广狭，但“多数”还是“多数”，“少数”仍是“少数”。一般来说，界定两者的基本标准是：这一“多数”比那个“少数”更重视物质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温饱而非自由、独立；更依从权力、权威而非自身的判断；更相信外在的奇迹而非内在的神明。也就是说，这一“多数”和“少数”主要是以人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追求划线的，也可能与人们的天赋气质和才智水平密切相关。

　　任何研究社会的人也就都必须正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正视它们在政治和道德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现在也主要是考虑它们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意义。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基本事实经常遭到人们的忽视—也许恰恰因为它们是太明显了而遭到人们的忽视。

　　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