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深处》系列之二八：是独占还是兼得

　　书评：《大院深处》系列之二八

　　是独占还是兼得

    郭梓林的博客  专栏

    文/ 郭梓林

　　同样是以这座大院为拍摄场景，张艺谋拍的片子与胡玫拍的片子，就是不同。

　　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讲的是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既没有“货通天下”的坎坷和豪迈，更没有“汇通天下”的激情与胸怀，但张艺谋照样把人物的命运拍得既跌宕起伏，又哀挽悲凉。

　　胡玫的《乔家大院》讲的是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他们凭借太谷陆家的几百万两银子，加上榆次何家的一千多万两银子，玩了一场事业爱情两不误的游戏，胡玫也不愧是一位高手，把人物的命运拍得纵横三千里，经历多离奇。

　　当然，《大红灯笼高高挂》并未着力表现那种欲生欲死的爱情，而是拍了一个男人兼得四个女人，使这四个女人在不能独占的约束条件下，因追求多占而进行的一系列争风吃醋、尔虞我诈的明争暗斗。《乔家大院》却把爱情的痛苦和痛苦的爱情，贯穿于三个主人公命运的始终，从另一个层面上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剧的观赏性。

　　有人说，人类爱情的历史至今只有六千年。今后，随着克隆技术的成熟，加上有人预测即将出现置放于大街小巷的高科技仿真“做爱机”，使得“爱情”很可能将成为人类生物进化和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一座精神“遗址”。在仅仅六千年的短暂时间里，人类刚刚学会追求的爱情，就要被自己发明的高科技给扼杀了，真不知是喜，还是忧。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观众一旦对爱情没有了感觉，影视界的编导可就少了一项常规的致胜武器。

　　尽管人们对爱情还难以下一个公认的严格定义，但相互独占，互为唯一的平等地位，应该是爱情的题中之意。现代的婚姻制度，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也都支持这样一种平等的观念。尽管法律和道德更多的不是从爱情的角度，而是从物种繁衍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维护婚姻和家庭的稳定，但毕竟还是与爱情的平等原则相一致的。

　　如果把乔致庸、江雪英、陆玉函放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生活环境里，让乔致庸可以兼得江雪英和陆玉函，没准乔致庸这一辈子能够多做很多大事。当然，这样一来，《乔家大院》就不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了。经济学对这一类现象的解释是：资源只有在稀缺的情况下，价格才会上涨。所谓“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说的是“滥”与“贬值”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能独占自己心爱之人，由此产生“心痛如割”的感受，是乔致庸、江雪英、陆玉函三人一生中无法抹去的精神之苦。类似于这种“心痛如割”的感受，其实是人类在追求爱情价值过程中，必然要支付的一种生命成本，而发生在这三位主人公身上的成本，之所以这么高，则是因为在种种条件约束之下，爱情因“独占”而成为一种十分稀缺的资源。张艺谋让一个男人同时兼得四个女人，这对于男人来说，即使是有爱情，其价值也已经大打了折扣，爱情也因“滥”而“贬值”。

　　相爱中的男女感情，不仅是非常私己并且是绝对唯一的一种精神感受，而且因为生命受到其有限性和不可抗拒的衰老规律制约，凡是没有经历过的，就意味着不再有机会经历，这就是哲学家所谓的“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

　　乔致庸在婚姻上不能“兼得”两个女人的无奈选择，一度让有钱的女人变得没钱，让没钱的女人变得有钱，这真是一场离奇的人生游戏。乔致庸和江雪英既没有“兼得”也没有“独占”对方，但却使对方无法被别的人“独占”；陆玉函虽然“独占”了乔致庸这个人，但只得到了半颗心。在这样场游戏中，三个人都不是什么赢家。真正的赢家是“乔家”以及他们的后代。

　　(2006年5月6日于北京海淀中海雅园丽都阁11-A室)

　　梓林：胡玫虽是女性，但其在男女关系上的思维方式却相当地男性化，即带有明显的男权中心色彩：男人是干大事业的，因而好男人应有毅力和魄力克制自己的个人感受和私己需求。因此，对于好男人来讲，爱情的重要性不如事业，当事业与爱情冲突时，好男人应毅然割爱，甚至不惜与自己并不爱的女人结婚。反过来，好女人要爱那样的男人，并能为那样的男人及其事业全力以赴，奉献自己，甚至做出牺牲，等等。

　　我想，男人中认同这类价值取向的人可能会较多，但不知中国当代女性中认同这一取向的人能有多少。

　　胡玫这样的名女人会如此定位男女关系，也算一景。

　　韩

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