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深处》系列之二一：商业动机与结果

　　书评：《大院深处》系列之二一

　　商业动机与结果

    郭梓林的博客  专栏

    文/ 郭梓林

　　商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经济学研究表明，人类有两大天性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一是好奇心，二是交易。当然，交易的出现有两个前提：首先是交易者的劳动成果已经自给有余，或者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进行生产(其他动物有了剩余要么放弃，要么藏起来)，随着剩余数量的扩大，交换的品种和范围也随之扩大，于是就分立出了商人这样一个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专业群体。其次是由于分工的深化，生产者的劳动越来越专业化，这种分工和专业化虽然提高了生产者的效率，但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不都能直接用于生活的全部需要，而商人阶层的出现，使得分工后的生产者都能通过交换的方式，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前者是说，货通天下，首先得有剩余之货；后者是说，提供货物的人们同时也需要其他货物。这既是交易的两个前提，也是商人有所作为的两个最基本条件。

　　人类生活的不同需求，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乔家大院》正是在一个大版图上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商业需求。例如，茶叶通过恰克图可以在俄罗斯卖出好的价钱，丝绸在北方广受青睐，马匹在内地很值钱，手工艺品在蒙古草原受欢迎……而一切商业活动的动力，都源自于流通过程中存在着的巨大商业利润。这个利润不是商人凭空“牟取”的。经济学对此的解释是：由于人们的需求和偏好的不同、信息的不对称、原材料价格的差异，以及劳动的比较优势不同，使得每个商品都存在“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商人只是通过降低原有的交易成本，完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易，从而获得两种剩余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就叫做“商业利润”。现实生活中，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之所以不能实现，往往就是因为交易成本太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人的利润来自于他们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这种努力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他们的所得。

　　乔致庸贩茶也好，贩丝绸也好，都是将茶农或丝绸生产者的产品，变成硬通货的银子，或者其它生活用品。这种交易对于生产者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因其产品如果不能售出的话，将一文不值，不仅无法进行再生产，甚至生产者的生存都将难以为续。从这个意义上说，货通天下能够为天下人谋利，一点也不过分。难怪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当拍到乔致庸来到武夷山的那场戏时，导演会不惜镜头，让一个疯子敲着破锣，满山奔走呼喊：“贩茶的来了！贩茶的来了！”而漫山的茶农更是喜笑颜开，看到坐在轿子上的乔致庸像是看到了大救星一般。在此，商人给生产者带来好处的情形，已经被渲染得无以复加。

　　但是，商业行为的结果，并不完全等同于商业动机，或者说我们在看到商业给社会带来繁荣的同时，没有必要非得从中找出伟大的动机不可。就像“商人无利不起早”，也不应该是一个贬义的说法。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话语：“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所以，如果我们的文人们非要给商人戴上一顶崇高而又伟大的帽子，并以美好的动机来装扮商人形象，要求天下商人向此看齐，那实在是一种不懂商业本质的表现。

　　崇高的动机，可以来自慈善家，也可以来自政治家。这两者的不同是，前者多用自己的财产，后者多用社会的资源。慈善行为出现差错，一般没有什么恶果；政治行为出现失误，往往就会危害社会。商家们的行为，则是主观多为自身谋利，客观能为天下服务。不同的商人之间，其根本区别也不在于动机的高尚与否，而在于是大手笔，还是小生意；在于追逐眼前利益，还是放眼未来格局。

　　因此，乔致庸并非因其高尚情操而成为晋商的优秀分子，而是因为他有着更大的逐利野心，或者叫雄心，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2006年4月27日于北京海淀中海雅园丽都阁11-A室)

　　梓林：你身在商界，体会尤深，对文学作品给商人罩上的道德光环或道德垢名，大概会不屑一顾。哪跟哪呀！

　　专业化能提高效率、增加财富、造福社会，商业是其中的一种。但要想使商业能根深叶茂，可持续发展，需要让专事商业者有利可图，靠无私奉献是不成的。别指望会有人不断地给你提供免费的面包和美酒。说商人无利不起早，新增信息量等于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可有错过？

　　国人对于人性自利的假设误解多多，总觉得以自利来假设人的行为逻辑，是在鼓励社会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其实，肯定人性自利，只是假设人们在行动中会考虑付出(成本)和结果(所获)，并追求以尽可能小的付出去获取尽可能大的收获。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孙冶方先生，为启迪国人的经济核算意识，当年曾特别强调这种“最小”、“最大”意识。很显然，注重“最小”、“最大”的关系与干什么事无关。赚钱、谋生固然要注意“最小”、“最大”，但学雷锋、做好事的过程中也离不开这“最小”、“最大”。否则，为社会做了价值100元的好事，却耗掉了1000元的成本，社会受得了吗？

　　商业和商人在中国的文化含义和象征实在复杂。中国人聪敏，早在古代就繁荣了商业。但中国人至今仍对商业和商人存有种种误解。在中国人的价值排序中，利的崇高性总不及义和德。中国人看人论事，爱往道德层面上归结，总觉得只有那样才算分析到位，才算见解深刻，才能解决问题。因而中国人遇到问题，爱质疑行为者的动机和品行，却很少分析其行为背后的激励或制度机制。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人的视野，使人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只怨人，不察制。换人，而不是换制度，成为中国面对社会难题时的不变思路。什么时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能摆脱这种泛道德化的思维传统，中国社会的真实进步才算有望。

　　晋商青史留名，不是因为高于德，而是因为精于商，能把那“最小”、“最大”的关系拿捏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别搞错了。

　　韩

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