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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葛剑雄
最近，北京及一些特大城市关于要不要提高外来人口迁入门槛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移民的一员，我很自然想起了自己的迁移经历。
1957年夏，父母让我从家乡南浔镇转学来上海。其实，他们自己都是南浔镇的外来
移民，当时又刚在上海安顿下来。我父亲是绍兴人，十几岁时从家乡到浙江吴兴县南浔镇当学徒，以后在南浔成家。我母亲出生在徽州，随她父母迁居南浔。父亲是银匠，解放后禁止银楼营业，失业在家。在当地生计断绝，就到上海谋生，几经周折，选择了自制钻头，销路不错。到1956年，我母亲也来上海，在北京路设摊，销售父亲生产的钻头。留下我们姐弟三人在南浔，当然很不方便，所以稍稍安定就让我们迁来上海。我来上海的手续极其简便——在南浔读书的小学开了一张转学证书，到上海所住的闸北区教育局登记，教育局安排到附近的虬江路第一小学考试，合格后同意接收。到9月份开学时，我就成了虬江路第一小学六年级1班的学生。几个月后我学会了上海话，课后与同学在交通公园门口打露天康乐球，与上海小学生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年后小学毕业，我家也从虬江路迁到共和新路。有一天我走过长安路、恒丰路口，见到一座三层新楼，听说是新办的长安中学的校舍，与我们小学的弄堂房子简直有天壤之别。那时升中学是自由报考的，我就考了长安中学。到1960年初中毕业，才懂得要考重点中学，报了市重点市北中学。高中毕业时我因肺病未愈，不能报考大学，经培训后当了中学教师。1978年我以高中学历报考研究生，并有幸于1983年成为全国首批文科博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北中学为我打下的基础。每当想到这些，我实在庆幸父母和我迁移成功。要是我一直留在南浔镇，或许也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绝不会有在上海这么好的机遇。
我迁入上海时，父母都没有固定工作，父亲是个体户，母亲是无证摊贩，我们家只租了棚户房中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阁楼，既没有能力通过投资获得“蓝印户口”，也无法购房若干平方米换来合法“暂住”，各方面条件还不如现在大多数民工家庭。如果在现在，我根本不可能将户口迁入上海，也不可能转入正规小学，最多只能进民工学校，小学毕业后大概只能回乡就读，即使侥幸能读完初中，肯定进不了市重点高中，除非能支付数万元的择校费。连我家能否在上海长住也成问题，说不定在哪一次重大事件前成为驱逐对象，或许在某次清理中被赶出上海。
另一方面，上海也因吸收外来移民而获益，包括吸收我们在内。我父亲在1958年被吸收进一家仪表厂，成为技术骨干。以后转入军用工厂，因技术革新立功受奖。我从1965年起当了13年中学教师，1977年被评为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当选为市人大代表。1978年考上研究生，1991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一百多年来，上海这座城市就是随着大批移民的迁入而飞速发展的，无数像我们父子这样的移民构成了上海人口的基础，为上海带来了活力和动力，造就了上海的繁荣。
要说上海那时没有准入门槛，也未必。我父亲刚来上海时，就不敢将我们接来，至少得自己解决了住房和生活费才行。我的弟弟和我一起办了转学证书，但经过考试没有被虬江路小学接受，只能返回南浔，过了一年再转来。我的同学中就有人随父母由上海迁回家乡，因为他父亲失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生计无着。
其实，很多移民与我有类似的经历。记得以前看过一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事迹，大多是在农村被工厂招收的，或者是由农村迁入城市的。但那时只要进了工矿企业，或者在城市找到工作，或由临时工转正，就可以在当地迁入户口，在单位加入工会，不会像现在这样长期保持“民工”、“农民工”的身分，始终被拒于城市之外。
所以，一座城市、一个行政区对外来移民可以设置门槛，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城市的承载能力调整门槛的高低，但前提是要打开大门，而且这个门槛必须公开，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高低宽窄。如果门是关着的，那么门槛有无或高低就毫无意义。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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