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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东京
经济学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倒不是说，经济学有多么高贵，而是社会科学中，惟有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更多的形似。比如自然科学的建立，通常要借助某些公理性假设，而经济学也如是。经济学解释世事，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定。
追本溯源，“经济人”最早由亚当·斯密阐释。他在《国富论》里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与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对斯密的这一思想，后人归纳为“经济人假定”。其含义有二：即人是理性的；也是自私的。
自1776年《国富论》面世，经济人假定作为支撑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迄今无人可以撼动。然近来国内有同行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第一，经济学并不能证明人为何自私；第二，现实生活里仅少数人自私，但多数人不自私；第三，承认经济人假定，就是倡导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
我历来拥护学术争鸣，尤其对大胆挑战权威的学者五体投地。但我同时认为，学术讨论应信守学术原则，要以理服人，不应扣帽子。笔者写此文，不想去计较学界的是是非非，也无意与谁叫板。而仅是尽学者本分，对经济人假定作点解释，减少一些无谓的争论。
批评者说，经济学不能证明人为何自私。不错，经济学发展数百年，大师辈出，著述如海，我们的确没见到过有谁对“人为何自私”给出证明。也许，经济学对该命题原本就无能为力，应该让心理学与社会学去回答。但即便如此，却并不妨碍经济学可照样做出“人自私”的假定。其实，在自然科学里，这样的假定不乏其例。我所知道的，数学家就没有证明1+1为何等于2，可所有的数学运算，都统统要服从这个假设。
当然，经济学不是数学。最大的不同，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经济学若对人的假定错了，推理就会缪之百出。所以批评者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更重要。人到底是否自私，或者说自私的究竟是少数还是多数？我的看法，芸芸众生中，无私的人肯定是有的，但要明白的是，任何时代，无私的人总是少数，不是多数。
还是扪心自问吧。你希望加工资吗？你希望住大房子吗？你希望受到良好的教育吗？你不必回答，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因为世上没人会喜欢贫困，没人愿意一辈子身居陋室；没有人愿意目不识丁。
不要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就连出了家的和尚，也是难免有私心的。自古道：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为何三个和尚没水吃？那是因为和尚也会偷懒卸责。是的，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保证三个和尚有水吃。而这个制度设计，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假定和尚是自私的。否则，我们就找不到需要设计这种制度的理由。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从好人(无私)假定出发，会设计出坏制度；从坏人(自私)假定出发，会设计出好制度。想想吧，过去我们为何会实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那是因为我们假定人都是好人，不论是官是民，都假定能无私奉献；不计得失。可结果呢？由于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于是都不肯多干。农村联产承包为何大获成功？关键是它默认农民个人的私利，破除了大锅饭。缴足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
前几年，政府高层曾为银行储蓄过多颇感头痛。当时，居民储蓄近10万亿，而银行惜贷，不敢把钱放出去，结果银行收少支多，每天干赔利息。为减少储蓄，于是政府在提高国债利率的同时，连续调低了银行利率。此政策出台后，果然不出政府所料，不少人把存款提出来买了国债。那么请问，为什么政府政策会灵验？答案是人们自私。倘人们都大公无私，国债利率再高大家不稀罕，银行利率再低，人们也不怕吃亏，银行存款是逼不出来的。
监督机制设计是另一个例子。以往的监督，通常都是自上而下，大官监督小官，正职监督副职，干部监督群众。其实，群众买包烟都不给报销，他们怎会腐败？相反，那些握有公权的官员，官位越高，监督却越少。近年中纪委查处过不少腐败高官。三年前，中央出台“党内监督条例”，并指明要监督高官。我体会，高官也逃不出“经济人假定”。
有个误解要澄清，经济学假定人自私，绝非倡导人们自私。恰恰相反，它是提醒决策者，若要惩恶扬善，就必须注意人性自私的弱点。民间有句俗语：先小人后君子。意思是说，为了事后不伤和气，事前不妨把人从坏处看。比如朋友做买卖，明知都是君子，可签合同时，双方还得把违约责任写上。经济人假定也如此。对事不对人，不管张三李四是否自私，但要做经济分析，就得假定人是自私的。
经济人假定无半点贬意，但愿人们不要误读。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 电邮：wangdongjing@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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