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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胡适之先生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27日 12:33 经济观察报

  唐德刚/文

  个人之认识胡先生是从胡氏的偏爱——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开始的。

  50年代的初期正是哥大忙着庆祝立校二百周年纪念之时。胡氏是该校的名校友,因而在校园内集会的场合,常常看到他。

  胡先生那时经常在哥大图书馆内看书,来时他总归要来找我,因为我是馆内他所认识的惟一的一位华裔小职员。我替他借借书,查查书。有时也为他开开车,并应召到他东城八十一街简陋的小公寓里吃一两餐胡伯母所烧的“安徽菜”。胡伯母的菜烧得和她的麻将技术一样的精湛。但他二老限于精力不常请客。我去时只是如主人所说“加双筷子”,又因为我是“安徽人”,对他二老的“家乡口味”,一定可以“吃得来”的缘故。

  那是50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纽约地区中国知识分子最感窒息的时代。当年名震一时的党、政、军、学各界要人,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但是他们的言谈举止,已非复当年。干脆当难民,就在纽约定居吧。但是长安之居,谈何容易!加以当时排华之律未全除,种族歧视犹健在。那些挂冠部长、解甲将军、退职学人,到此时此际才了解本身原来力难缚鸡,谋生乏术。

  就拿胡适之先生来说吧,胡氏在纽约退休之时,精力犹盛,本可凭借北美之资财,整理中华之国故。孰知他的盖世才华,竟只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一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这一职位,因很少洋学者可以担任,笔者后来在哥大亦承乏至七年之久。自我解嘲一番,这是个学术界清望甚高的位置。事实上,它在整个大学的行政系统中,则微不足道。经院官僚,根本不把这部门当作一回事。任其事者亦自觉人微言轻,无啥建树之可言。笔者何人?居其位犹不免有倚门弹铗之叹,况胡适博士乎?

  后来胡氏在哥大来来去去,哥大当轴对这位“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表面上还算相当尊敬,但是在敷衍他老人家面子的背后,真正的态度又如何,则非胡氏之所知矣。一次我和当轴一位新进一块儿午餐,他正在罗致人才来充实有关汉学之教研。我乘机向他建议请胡适来帮忙。他微笑一下说:“胡适能教些什么呢?”事实上,我也完全了解他这句话是反映了当时美国文教界,对华人学者在美国学府插足的整个态度。那就是只许狗摇尾巴,绝不许尾巴摇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怎能做摇尾之才呢?所以对他只好敬而远之了。

  但胡氏真正的可敬可爱的孔门书生的气习,十足地表现在他对他母校关怀的心情之上。他对哥大的爱护绝不亚于他对北大的爱护,其居心之淳朴,真是情见乎辞。

  记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陆上出版的新书。我说哥大没有这本书。胡先生惊讶地说:“我们哥伦比亚怎能没有这本书?!”

  原来哥大当时图书经费的分配是按各科系注册学生人数为标准。那时读汉学的洋学生不过寥寥数人,图书经费因而只摊到二百元。二百元能买多少书呢?胡先生认为“这太不像话”!他约我到他公寓去吃晚饭,并把此事“好好地谈一谈”!

  我真的和胡先生为此事谈到深夜,但我内心的反应只是一阵阵的辛酸。我认为胡氏找错了“谈一谈”的对象。我这小职员算老几?谈有何益?然使我更觉难过的是胡氏除我之外,也很难找到适当的对象。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先生那时在纽约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当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篓的流亡显要中,大凡过去自持比较廉洁的,这时的生活都相当的窘困。陈立夫先生那时便在纽约郊区开设个小农场,以出售鸡蛋和辣酱为生。笔者一次随友趋谒,便曾随立夫先生之后,着胶靴、戴手套、持筐篮、入鸡笼,奋勇与众母鸡大娘搏斗而抢夺其蛋。

  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早晚一场大病的支出,他转眼就可以变成赤贫。

  胡先生是一位有深厚修养的哲人,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他面对晚年生活的现实,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他发自内心的郁结。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语意诚挚动人,声调亦不无凄凉叹息之音。

  这些话,我后来才体验到,胡先生只能向我说。他对他的同辈友好、过往宾客,乃至和他很接近的另一位哥大研究生王纪五(王世杰先生的儿子),他也不便说。因为胡先生是位头巾气极重的旧式书生,对个人操守,一丝不苟。他怕一旦传出去,发生政治上的反应,反而不好。但是硬拖下去,终究也不是解决之道啊。

  不特此也。他老夫妇二人在纽约,连日常生活的安全保障都有问题。他们所住的是大使级的住宅区,但是他那所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大汉的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位悍贼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从门口“GO”了。她老太太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

  这次幸好胡先生不在家。如果胡先生在家,无意中一声叫喊,其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

  那时胡伯母在纽约打起

麻将来是日以继夜的。胡先生不但没有阻止她而且有时也加入作战。原因是:一位中国老太太困居纽约,言语不通,又无人经常代为开车访友,麻将实在是惟一的消遣。再者,纽约中国知识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头”的,所以不会四家皆输。加以胡老太太技术高,手气好,几乎每战皆捷,对胡先生来说,也不构成经济负担。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里常有麻将客出出进进也可使强盗小偷望而却步也。

  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岁月里,我们这一些随胡适之跑来跑去的比较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学者或名流显要。我们所认识的胡适之只是一位流亡异域、风烛残年的老前辈!

  我们在胡先生公寓里出出进进之时,虽然我们是毫无求于胡适之这位“国大代表”;但是胡家这两位老人,有时反而少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牛高马大,必要时也可呼啸成群,不特能使胡公馆添加些备盗防偷的气氛,我们还有打工用的旧汽车可以载他二老在纽约市上,横冲直撞。这些都是雇不起佣人的老年人生活之必需。胡先生1958年春返台前夕,他那几千本书籍便是我和台湾新来的杨日旭二人替他夤夜装箱的。年后胡伯母返台时,她老人家坚持要把她那张又笨又重、破烂不堪的旧床,运回台湾,因为床虽破而老人已睡成习惯,调换不易。那项搬运工作,也是由王纪五和我二人执行的。纪五租了部大卡车,他做司机,我做搬夫,才浩浩荡荡地把那张破床从纽约市运到新泽西州码头上船的。

  老实说,那时我们这批所谓“胡适的小朋友们”之所以不惮其烦而乐为之使,实在是基于流亡青年,对一位和祥的流亡老辈之敬爱与同情。他是胡适,我们如此;他不是胡适,我们还是如此。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爱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会摆出什么大师或学者的姿态来装腔作势。他也没有“荷兰大叔”的怪脾气。他和普通人一样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对象也不一定正确。一个人喜怒的对象如果太正确,那这个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却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词,原都是一批道学先生或性好阿谀的文人杜撰出来的。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的过人之处——至少是我这个后辈的看法——是他对上对下从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确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却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诚。他的极高度聪明的先天禀赋里,是没有迂、傻、笨、蠢的丝毫踪迹的。

  胡先生另一种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毫无道学气味。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是他从无“程门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往往还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这就是胡适之的本事,别人是绝对学不到的!

  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到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这一小遭遇使我想到司马迁形容孔子迷路的故事。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一个人彷徨于东门大街之上。子贡忙着去找他,听到街上人说东门大街上有个怪老头的观光客,“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当子贡找到了孔老师之后,以街上人所说的话据实告之。孔子听了大为高兴说,街上人说他容貌像尧、像皋陶、像子产……那倒未必,但是说他像“丧家之狗”,倒真是“然哉!然哉!”原来孔子也是和胡适一样的一位活生生的老教授,可是两千年来却被那些腐儒和政客糟蹋得不成样子。

  胡适之先生的可爱,就是他没有那副卫道的死样子。但是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丢开“开来”不谈,专就“继往”来说,胡先生倒真是个归真返璞、复兴文艺、“为往圣继绝学”的“孔孟之徒”!

  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做个大政治家,在主观条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铁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顶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个性上是没有这种担当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没有做官僚的脸皮。民国以后有清望的学者们下海从政是需要相当脸皮的,因为这些名学者出山之前,一个个都是以帝王之师自命的,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才应征辟,乘安车,入朝为官的。但是官场亦另有官场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这批高人隐士,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他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一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们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总之胡先生天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

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官僚衙门里本是没有他的份的。事实上早年的胡适之也是反对搞政治的。他认为他和陈独秀的基本区别也在此。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都是“政治”的牺牲品。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五四运动把它政治化了的结果。胡氏显然不了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

  者有人要说,胡适做个政论家,应该是没话说的吧!的确,“谈”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笔者在纽约出入绛帐的时间也不算太短。平时就很少听到胡先生和他同辈的朋友或访客们谈过多少学问。他们所谈所论的几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鸡毛蒜皮的政治。学问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导后辈的东西。

  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所以从方法学上说,他那种“有疑处不疑”的政论,正是他“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国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会联想到“胡适”。胡适那一脸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无恐怖自由”——的象征。而崇尚独裁专政的人们,一闻胡适之名,也就忸怩却步;一碰到他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触原子辐射尘,逃避唯恐不及,封锁唯恐不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他羽扇一摇,真是“词组能倾百万师”!好不壮哉!

  胡适之就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非也。他只是个近代中国的“时势”和勤劳伟大的老百姓所制造出来的、文化交递时代里学术思想上的“英雄”。适之先生常常勉励后辈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获。他强调“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司马迁那个刑余之人,就不相信这句话,说:“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但是胡适之这个乐观主义者,对“天道”的公正,倒是笃信不移的。

  社会对胡适的报酬既然远大于胡适对于社会的贡献,则社会对胡适的需要,将不因胡氏之死而结束。

  所以从主观条件上看,就事论事,胡氏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那种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当之的。但是四周环顾,学术思想界芸芸众生之中,胡适而外,又谁能当之?就凭这一点,适之!适之!也就足垂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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