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小敏/演讲
首先打一个比方，改革就像人走路，迈完左腿迈右腿，才会走得比较平稳。如果光是一条腿往前迈，另一条腿迈不动，那会是什么样呢？那就走不动，会不稳当。或者前腿往前出溜，后腿往前拖拽，走相也不好看。如果后腿拖不动，前腿画圈，这个动作就不规范。现在对改革的批评多半是对不规范的前腿做批判。但是问题出在前腿上，根子却在后腿上。
中国的改革，回想1980年代，农村改革、联产承包开始推广的时候，人民公社马上就变了，与农村的联产承包改革就配上了套。政社合一的取消，使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改革和联产承包的经济改革配套，就取得了一种平衡。
尔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有一些激励机制，同时推行厂长负责制，把责任加给厂长。在国有企业改革初期的时候，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企业内部政治体制的变化，以便与经济上的激励机制平衡。但是当1985年以后，整个改革在城市铺开了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双轨制，计划经济受到冲击，双轨制引起体制上的摩擦与腐败现象的增长，社会上的不满也大大增加了。那时候，中央就开始研究政治改革，也有很深入地探讨，因为内部有各种现实问题。可惜后来遇到了一场风波，有一段时间甚至把经济改革这条前腿往后拖，以求得经济和社会的平衡。
比如1990年、1991年的时候，甚至有人提出放弃1980年代已经确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起点。后来邓小平同志不同意，遂有南巡。把经济改革的前腿又往前大大推了一把，形成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推动国营的大趋势。但是从那以后，我们的“后腿”始终没有迈开，始终被“前腿”拖着艰难地往前拽，这个社会的经济重心越来越多地变成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可是我们的政治治理架构却仍然在老的机制上，形成了二元分隔，几乎是中国最重要的二元结构之一。中国二元结构有城乡二元和内外二元，还有政治与经济二元，有垄断与竞争二元。能拖得动就发生一些变化，拖不动的时候前腿就开始画圈。所以现在画圈画不规范的改革成了批评的对象，但是如果后面跟上了呢？前腿是不是就规范点了？希望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我们近十几年的过程，能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改革问题。
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外开放我们已经从引进资金、管理技术到直接成套引进规则这一阶段，WTO规则、公司治理规则、人权规则，这些都成套引进。我们社会走到现在，跟历史上的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与先辈开拓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已经打通连接。经济上我们跟新民主主义除了土地权益归农民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解决外，别的方面都已经打通了。
走到这一步遇到的大问题是：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共同转型加速的时段，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衡，现在改革面对的挑战性命题就是转型与失衡。
转型和失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讨论很多了，人们的认识也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决策上也出现大的举措。另一个是变革的速率。
改革开放27年了，有的方面连续变了27年，有的方面只变了5年或者10年，这时差距就出现了。凡是应变未变的部分差10年的话，问题就会出现，就难以为新的经济、新的社会结构服务，比如说金融体制。凡是晚20年的，差不多都成了体制性障碍。比如说我们在2003年废止的收容条例，几乎20年不变。一旦出问题就不得不立刻废掉，不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但是其它方面也必须尽快匹配，因为取消了不一定就会有好的效果，“破旧”和“立新”是两个问题。
总之，要解决“前腿”的不规范，先要把“后腿”加快往前拖，慢慢地让两腿协调地走起来。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视角，就是改革的速率不一样，怎么把过分后滞的后腿拖上来。
现在政府自身的改革不足，但是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改革要素、改革动力在汇聚，外来的改革动力比如规则引进，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不但有广泛的民营经济，大量的阶层靠自食其力，靠市场经济生存发展的主体迅速扩大和成长，社会各阶层参与改革的能力提高了。对外越是开放，对内便越是开明，也就越有必要学会并引导将各种各样的社会参与逐步纳入有序的轨道，以便使政府、社会各个阶层在参与、引导中互动，在讨论、创新中共同提高。化歧见为共识，导“破坏”入建设。所以实际上政府改革的动力很大，只是相对不够集中。有些制度问题只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能产生突破，比如《物权法》的制定，现在那么多的农民在利用法制、借助法制的力量维权，所以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的改进与突破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