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里雯：无事可做的城市

　　北京市的规划基本上是在实现一个几乎不可能的目标：如何在一个已经是全世界最拥挤的城市之一里容纳更多的人，并且让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愉快和效率。假如我们能从为1990年亚运会所做的城市规划中吸取什么教训，那就是：不能仅仅为了一场盛会而规划城市。但是如果说，没有盛会，我们就没有改变城市的动力，那又另当别论。

　　1986年北京市为亚运村进行的规划建设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过于粗陋了，与生机勃勃 的朝阳区东部相比，亚运村的环境不仅不够便利，而且缺乏人文内涵。这个地区的繁荣和它枯竭的文化生活恰成正比。一长串令人瞠目结舌的餐馆包围着这里所谓的文化中心：缺乏维护的炎黄艺术馆，里面展览的作品大多数都闻所未闻，而且还是仿制品。

　　比较明显的问题，1986年的设计者未能预见到10年之后的交通状况。亚运村南北向主道曾是北京市交通最糟糕的地段——由于北京市整体交通状况的恶化，现在我们再也不责怪亚运村的交通堵塞了。

　　此外，规划者在图纸上进行的设想是一个整洁宽阔的理想城市，当时在北京要新建和改建体育场馆26个，后来增至33个，修建练习场46处；建设亚运村、五洲大酒店、国际会议中心、康乐宫等大型项目，总建筑面积240万平方米，但是在这些大型项目之间并未留下鼓励市民社会发展的空间。从五洲大酒店向西步行到国际会议中心是一段非常枯燥的路程，每个大型建筑具有的功能很单调，通常不对外来者开放，显得非常不友好，而大型建筑之间没有为提供驻足之地的小型商业建筑留下余地。反而在没有得到细部规划的亚运村东部地段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餐饮业、娱乐业中心，大小铺面挤成一团，虽然在文化多样性上无法与朝阳区东部相比，但是它已经成了这个地区活力的供血中心。

　　也就是说，设计者在规划城市时怀着的是“为国争光”的献礼心态和习惯性的自上而下的进行方式。运动会还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契机，而是最终目的。其结果，它真正的优点反而在于它的缺漏之处。

　　在规划阶段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此繁杂，以至于我们不能把它仅仅交给专家和官员。我们可以看看加拿大城市温哥华为2010年冬季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在温哥华市政府网站上专门介绍了奥运会所做的努力，并回答了许多常见问题：竞标冬季奥运会花费多少，谁花的钱？如何利用本城现有的建筑场所和设施？发展这些场所和设施过程要走哪些步骤？运动会的总体开销多少，钱从哪里来？温哥华市将付出多少钱？有多少主要支出将用于城市设施？如果筹办运动会的开支超出预算，将由谁来付钱？竞标过程中是否考虑到城市内社区需要解决和关注的问题？运动会将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等等。换个方式来问：本城正常发展是否受到干扰？为运动会所做的努力是否值得？如果可能，我们也可以在对奥运会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的更多的公开讨论中得到一些有益灵感。

　　回到城市设计的价值标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教授凯文·林奇将城市设计的价值标准分为五种：具有强大作用的价值标准、带有愿望性的价值标准、弱势的价值标准、隐性的价值标准和被忽略的价值标准。这其中，我们目前最关注的是具有强大作用的价值标准，它包括：满足对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住房的需求；为有需求的使用提供空间；开发新资源或新区域；减少污染；增加机会；维持

房地产价值和税收；改善安全和卫生健康状况；增强防卫；减少干扰；保护现有的环境特色、环境质量或环境的象征性。

　　在北京市的奥运行动规划中，第一种价值标准都被遵循了，专项规划涉及文化、科技、生态、数字、交通建设和管理、

能源建设和结构调整、战略保障、社会环境等，非常全面。但是，带有愿望性的价值标准和弱势的价值标准却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尤其是这两组价值标准包含的：增强社会平等；减少迁移；增强社会的交融性、创造强烈的社区氛围；增加选择性和多样性；增大对未来的适应性，等等。得到考虑的，包括文化、社会环境和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在具体内容上仍然显得陈旧。例如，强调对

传统文化的重新包装和商品化，强调全民学习英语，却并没有足够的措施鼓励当代艺术家进行自发创作(在联邦德国，每次公共项目建设的投入中必须有15%用于购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或者鼓励社区的自发活动(过多地“组织”活动对政府来说也是一项难以胜任的繁重工作)，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人们对北京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很少会在一两次自上而下组织的活动中形成。让艺术服务于某一个主题，就像让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某一个主题一样，很难造就长期效果。“献礼”式的活动和缺乏长期根基的仿古秀和文化的真正繁荣之间的关系，与地球和天王星之间的距离相当。

　　总之，设计者应当尽可能地预见未来城市的需要，以便减少在未来“伤筋动骨”的重新建设导致的浪费；其次，如何在大规模的规划建设中保持对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的关照，使北京成为一个激发灵感、更适宜居住，并且真正让人具有骄傲的归属感的地方。在第二点中，为市民社会和小型商业活动留下发展空间是最简单的办法。还有，我的天啊，请留下那些可怜的、漂亮的树吧！

　　奇怪的是，虽然我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史证明了自发力量是一切发展力量的源泉，对“混乱”不必要的担心依然在主宰我们今日的城市管理理念。拆除一切，砍掉一切自发的东西——比如三里屯的酒吧街，代之以齐整昂贵的商业建筑，就是这种理念的结果——当然，这后面还有其他叮当作响的声音。

　　关于现代主义的“完美”概念。在马歇尔·伯曼关于现代性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当中，他在前言里提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巴西总统库比契克主持设计的巴西利亚城。那是一片从空地上建造起来的首都城市，在地理上正好位于巴西的中心。它是由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师科比西埃的门徒科斯塔和尼迈耶尔计划设计的。“好像到了一个巨大的空无一物的地方，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就像一个人在月亮上那么孤独。那儿有意地缺乏人们能够在其中会面交谈乃至聚在一起彼此看上一眼的公共场所。拉丁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亦即以一个广场市长为中心组织城市生活的伟大传统，被明确地拒绝了。”

　　伯曼所说的那种“排斥或敌视变化的现代主义”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这样的设计者希望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城市，“它的边界可以扩展，但它永远不会有内在的发展……科斯塔与尼迈耶尔设计的巴西利亚要让它的市民——以及整个国家的公民——‘无事可做’。”这似乎正合我们城市管理者的意图。但是，我们谁喜欢“无事可做”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