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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专栏
1634年，法国人让·尼克雷从法属殖民地魁北克出发，到五大湖地区去解决那里的部落冲突，冲突正在威胁殖民地的经济支柱——毛皮贸易。这位时年36岁的著名的探险家还受命，在可能的情况下，航向到“西洋”。土著居民把他带到了密歇根湖，他深信，对岸就是中国。为了给中国人好印象，他穿上了绣有花卉和彩鸟的锦缎。
密歇根湖比他想象的更容易渡过，尼克雷发现的是威斯康星州的格林湾，他的中国打扮也并非毫无作用，印第安人以为他是天神降临，答应再不阻挠皮毛生意。300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是“在威斯康星州及西北建立文明的男女中的第一位”。这像是一个微缩型的哥伦布的故事，他想寻找印度，却找到了美洲，一直到死时，他还把那些土著居民称作“印度人(印弟安人)”。
我是在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著作《纵乐的困惑》读到尼克雷的这个引人入胜的插曲的。而之前，我一直在阅读《万历十五年》。尽管这本书在20年前就有盛名，我在十年前买到的封面全蓝色的那个版本，却仅仅翻开过几页。在我智力成熟期时，黄仁宇的观点与王小波的论调，都被过度谈论，使我下意识、愚蠢地保持了距离。
阅读黄仁宇的原因简单，我被当下的中国深感兴趣，更迷惘不已。我总是抱怨我的同代人，或是比我更年长的一代知识分子，错失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研究题材。中国社会的丰富性，所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验，理应造就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经常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那一代人拉出来作比。冷战开始了、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苏联的幻像破灭了，第三世界觉醒了，技术革命出现了，流行文化兴起了，大公司主宰了社会了，种种新力量的觉醒，层层令人不解的现实，产生了大卫·里斯曼、C·W·米尔斯，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而现在中国，那么多不同的思想、模式不也正在这里交锋吗，全球历史上最惊人的人口变迁正在这里发生。
比起大部分的转型社会，历史因素可能在中国社会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一位叫威廉·J·W·雅纳的研究者干脆将一本中国著作命名为《历史的暴政》。那些国际关系学者、经济学家，在兴致盎然地解释、预测中国时，经常不得要领，他们的分析框架中缺乏对中国的历史因素影响的考虑。在回忆录里，黄仁宇对于当时美国主流、规范化的中国研究愤愤不平，很大原因是他们过分依赖理论框架，而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而这种现实也必须追溯到它更久远的源头，并且放在一个更为宽阔的参照系中。
于是，为了理解“国民党为何丢失中国”，黄仁宇阅读了明史，系统地分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成长。当然，他多少高估了自己的“大历史观”的独特性，同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早已做出了更为严谨的贡献，年鉴学派们正试图将历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而他们专注于最深层的、缓慢而持久的变化。
从那个一心憧憬中国的法国冒险家到年鉴学派，我的闲话实在扯得太远了。但这也表明了我即将开始的旅程。通过一系列书籍和人物，我试图了解现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自从20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一心“向前看”的国家，似乎一切昔日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它妨碍我们摆脱自己的落后状态。当时间来到21世纪时，拥有漫长历史的中国人却对自己过去一无所知。探询历史绝不仅是试图寻找历史发展规律，为未来求取指导，更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可能为今天的生活赋予意义。身份认同的危机不正在今日中国显得迫在眉睫吗，我们创造了经济奇迹，变成了世界工厂，塑造了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却不知道“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恐惧自己在浩如烟海的书籍和历史脉络中迷失，所以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从15世纪形成的、日益紧密的全球网络，如何作用于中国，中国人与来自其他世界的人们，是如何展开迟缓的相互了解。当然，我在智力生活上朝三暮四的态度可能随时打破这种连续性，但我那漫无目的的言说仍不会跳脱中国这个主题。
如果你对尼克雷在1634年的装束和想法意外的话，肯定是忘记了历史中的这样一个时刻，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着迷不已，相信她是世界最文明、富饶和值得尊敬的国家。她的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灵巧、勇敢的人民——这种看法在两百年后的殖民主义时代则又被彻底颠覆过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不同文明彼此间的渗透性也令人着迷，尼克雷是如何找到他的中国商品。全世界自从17世纪以来就为中国的丝绸着迷，它和茶叶、瓷器一样让人上瘾，我猜一个17世纪的欧洲人见到它们的感受，就像1980年代的普通中国人有了第一台电脑。一位叫波特洛在当时写道：“从中国输出的丝绸数量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丝绸从这里输到葡属印度群岛，输出到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我会有意从一些新角度来阐明观点。是什么导致了明朝的崩溃，它拥有百万军队，而北方的满族入侵部队不会超过十五万人？大清帝国在19世纪中叶仍占据着世界1/3的GDP，却为何在西方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这种问题必然拥有复杂的答案，而且永远相互争论不清。但一些意外和重要的因素却经常被忽视掉。如果不是全球白银的供应量在17世纪时骤然减少，或许明朝不会覆灭得那么快，在一个所有税收都以白银结算的经济体制中，拉丁美洲白银产量的减少，将使中国百姓的压力陡然增加，而且这一事件可能也与西班牙的衰落不无相关，这个海上的帝国与由盛转衰几乎明朝的覆灭同时发生。在解释19世纪的清朝中国时，这一点不能忽略：正是人口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倍增，才使得整个帝国的压力剧增。生存环境的紧张感可能比外来者的到来更加令人不安。同样，你也可以说，通货膨胀可能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一样，在击败国民党的统治时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这一系列文章的开始显然也是落入了俗套。像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一样，我将明末视作近代中国的开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此后发生了戏剧化的逆转。这个国家刻意让自己与世隔绝，在很多方面，她仍保持着领先。但可笑的是，它的崩溃在很大程度缘于它所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是如此的新鲜，人们不知道如何应对。
我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受益于一位叫克拉潘的历史学家在1910年对工业革命的说法，他说：“即使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一个被‘榨干的桔子’，里面还会剩下数量惊人的桔汁。”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还是尚未被好好食用的桔子，它营养丰富地足以滋养整个历史学的研究。
让我们从白银说起，明代的生活画卷已在我们眼前展开，白银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核心力量，它神秘而难以理解。
[作者是《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近期著作《醒来——中国的110年变革》(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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