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光甫的谨慎与固执

　　文/萧国亮

　　虽然成功者往往会把自己早期的艰辛当作一种炫耀的资本来叙述，但实际上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往往是有些令人难受，甚至辛酸的。对于一家以普通储户为对象的“草根银行”，其诞生之初受人质疑虽然是正常的，但在一片讥笑和嘲讽之中开展业务，绝对不是什么有利的条件。陈光甫在1915年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是“颇为不幸”的成为了这样的一个 案例。

　　创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的陈光甫仅有34岁，但已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不过这似乎并没有为他的“草根银行”的创立带来什么好运。为了创立自己的事业，他与庄得之合伙拼凑了七八个股东，勉强收足了10万元的资本额，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与当时垄断上海市场的外资银行相比，这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不点，甚至连当时的一些钱庄都不如，因此被世人讥为“小小上海银行”。在筹备开幕典礼上，到底请哪些名人参加成为了陈光甫等人最为头疼的事情，因为名气大的怕不来，反而有失面子，而名气小的又无法起到宣传作用，最后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其窘状可想而知。好在陈光甫早期做过学徒，所以现在吃苦当吃补，银行总算开业。

　　但谁也没有想到，丑小鸭十年就成为了中国银行业的白天鹅，资本额1921年为250万元，增加了24倍；存款额1915年年底为57万元，1926年是3244万元，增加了56倍；12年间，净盈利为355万元，平均年盈利率达到20%以上，成为当时中国银行业中的佼佼者。

　　当时银行的业务相对简单，赚钱的主要秘密就在于存贷款之间的利率差。因此，在放款中只要出现无法收回的帐款(呆账或坏账)，银行资金的周转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的就很可能要亏损，甚至破产。所以，风险控制就成为了银行的安身立命之本。

　　当时银行业的放款主要有两种，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信用放款是对人的信用，中国传统金融业中的钱庄进行的就是信用放款，这具有较大风险。而抵押放款是对物的信用，如借款人不能还款，银行可将抵押物品变卖，以为抵偿，所以风险较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开办之初，就倡导抵押放款，在放款制度上由对人的信用转变为对物的信用。

　　为此银行联络可靠的货栈，凭客户的存栈货物为抵押，并派遣驻栈员开始办理抵押放款。据记载，192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用放款占放款总额的39.8%，而抵押放款占60.2%。

　　由于信用放款具有较大的坏账风险，所以，陈光甫在《以往放款事实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信用放款为对人之信用，而借款人信用之优劣，大半视其营业之成绩良否为定。”在这里，陈光甫已经将对人的信用转为对其营业的信用。

　　一般银行的信用放款往往以对借款人的熟悉程度、资产的多寡为依据。陈光甫认为熟悉程度根本不足以为据，就是资产的多寡也很难作为信用的依据，因为“东家资产虽多，并不足恃，盖有十万元资产者，彼可以其资产为号召，负债或已达20万元”。所以，他要求银行职员对于信用放款要密切关注借款人的营业状况，遇到问题及时采取防范之计。正是由于陈光甫周密的防范措施，才使银行有效控制了信用放款的风险。

　　抵押放款是上海

商业银行的主要放款业务，但也有风险。抵押品的流动性、市场行情的变化和商品折扣等因素都会对其价格产生影响，由此可能对银行造成损失。为了预防这些风险，银行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加以防范。

　　首先，成立放款委员会，提倡集体决策。银行对于放款委员会的工作制定了统一的会章，规定非常严密。每一笔放款都必须经过放款委员会的会议研究，决定数额和责任人，并对会议进行记录。

　　第二，在银行组织结构中创设调查部，建立企业资讯档案。为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19年采取了富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在中国银行界最早成立了调查部。调查部的主要工作是进行信用调查和经济调查。在信用调查中尤为注重借款人的三C ：即Capital(资产)、Capability(能力)和Character(人格)。为了考察借款人的三C，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建立了详尽的客户档案。对于经济调查亦有详尽的内容，如押款商品的调查、编制重要商品市价周报、调研经济形势等等。调查部在银行内部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对于放款往往可以发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见。

　　第三，在执行抵押放款的过程中坚决以章程办事。荣家企业集团当时是银行的大股东，占有股份20%。荣宗敬当时认为“今天搭股一万元，明天就要用它十万、二十万元”，这颇有些将银行当作自家企业“提款机”的意味。

　　但1934年荣家属下申新纱厂拖欠借款，陈光甫毫不留情面，照样对纱厂进行代管代营。进驻的银团发现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很多弊病，如在棉花的采购中，荣家的亲属荣鸿元以次等棉花作高价，就遭到银团的指控。为此荣宗敬大发雷霆，把印有银团字样的栈单撕得粉碎，大呼“我没有办法管了，一切让你们管好了”，但是陈光甫依然坚持。

　　正是因为陈光甫的谨慎和固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仅仅十年就与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被并称为“南三行”。时过境迁，虽然陈光甫高寿，95岁才在台湾谢世，而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早已成为了金融史上的一页、但相对于今天关于中国金融应该走向何处的种种争论，陈光甫一生的经历似乎提供着某种启示。

　　(作者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