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工有机会进入中产者行列

　　陆学艺 陈光金

　　让农民工有机会进入中产者行列

　　一些经济学家、企业家还有政府官员觉得维持现在的低工资制度是有利的，但实际上它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害的

　　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就是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更为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所以说，未来20年是着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20年。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分析。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是五个主要方面。目前问题比较突出是在城乡结构上。如果我们联系整个工商业的发展来看城乡结构的话，可以看到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同步的。

　　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危害

　　城市化、工业化不同步指的是工业化水平已经很高，从现在GDP的构成看，85%是非农产业，其中工业这一块占了52%，应该说是到了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但是从城市化的水平来看，不过40%左右。我们认为可能40%都不到。因为它在计算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制度上的城乡结构，把农民工都算成城市人口了，实际上这些人是流动的，不是稳定的城市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对资本的积累是有好处的。既然是城乡二元结构，那么就业上也是二元结构，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的待遇就明显不如城市工人，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成本就低了。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包括一些政府官员，都不肯打破这个壁垒，原因就在于此。

　　从产业工人这一块看，可以说现在农民工是主体。目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方面来自企业家，另一方面实际上来自农民工。我们算过一个账，一个农民工一年创造的GDP是25000元钱，他的工资就算一年拿8000元，贡献了1.7万元。全国现在近1.2亿的农民工，1.2亿乘1.7万元是2.04万亿元。何况由于农民的权利不到位，比如土地所有权不到位，在土地方面近两年来的贡献至少是2万亿。他们拿走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是为别人、为社会做了贡献了。

　　低工资制度表面上对企业是有利的，但从长远看，是不利的。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用工的短期化。很多企业几个月换一批人，用的工始终都在试用期，最多也就一年、两年。这种用工短期化的情况，必然使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得不到提高，现在我国熟练工人严重短缺，盖源于此。如果社会都是以低级劳动力为主体，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要提上去当然就很困难，只能是一个初级产品。附加值就低了，就只能去占据低端市场，就是现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状况。

　　另一个方面的制约在需求。市场经济既是投资拉动，又是需求拉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需求的拉动应该越大。需求拉动取决于有效需求，而不是潜在需求。有效需求很清楚，它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为条件。农民工有限的购买力只能消费低端产品，不可能消费高端产品。还有因为我们的保障跟不上去，农民工在收入很低的情况下，除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外，很难有储蓄以应付未来的风险。所以现在这样一种城乡分割结构如果继续维持下去，将变相制约老百姓的的购买能力和消费需求。

　　从现代社会看，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应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水涨船高。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什么？是不断地更新、换代，创造出新的产品，同时，也要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否则的话就难以维继。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

冰箱、彩电生产线，这里刚上一条，别的地方也马上上一个，可是卖着卖着就都卖不动了，又得需要新的产品出来了。现在一下子又到处都是高清晰彩电什么的。到现在冰箱、彩电企业不知道垮掉多少。因为每一次更新换代，如果社会的收入水平没有相应提高，那么有能力消费的社会群体就会进一步缩小。如果工资分配制度不到位，一下子让人们都去买高清晰电视，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农民工工资十多年不增长。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说不过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升级，要做强做大，是不可持续的。

　　扩大社会中间阶层的政策切入点

　　现在都讲要培育中产阶级或者说社会中间阶层，以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是中产阶级的壮大要靠什么？要靠一般处在收入层级较低的人群向上流动，从社会结构“金字塔”的下端向上端移移动。现在的工人整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疲于应付生计，自我充电、自我学习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能成为7级工、8级工，怎么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怎么可能步入社会中间阶层的行列。

　　所以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必须缩小社会阶层结构的底部，扩大中部，形成“纺锤型”的社会结构。我们认为未来20年，有两个政策切入点必须考虑。第一个切入点就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首先是公共资源的配置，现在国家在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方面投入大少，而且仅有的这点资源配置还不合理。今后，这种配置应向原来被忽视的社会群体倾斜，以使他们能够往上走。这种倾斜并不等于要停止现在的比较快的发展，而是要在满足发展需要的同时，如何运用更多的力量去推动人们忽视的这一块的发展。第二个切入点涉及到我们的劳动用工制度或者说劳资关系的调整。企业主和工人在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从理想的意义上说应寻找双赢机制，企业赚的多了，工人也应该挣得更多，工人挣多了再努力提高技术水平，积极干活，就能够给企业创造更多财富。但在这种双赢的局面没有出现之前，既有的行为模式没有改变之前，工人和企业主在利益上、诉求上确实存在矛盾和冲突。这个时候工会作为工人的组织，应该跟雇主或者跟雇主的组织形成一种利益上的抗衡关系。但是目前中国的工会组织依赖于国家或者说政府，而政府更多考虑的是GDP增长，所以他更多维护的是企业主的利益，资本的利益，于是就造成了劳资不平衡，工人和企业主权利的不平衡。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另一方面使社会结构很难产生一个积极的变化。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原所长、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