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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培兆
编者按：博士论文是博士研究生学识素养和科研能力的综合展示。本文针对当前博士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一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我”与“我们”不分;中国语文、西方文法、半土半洋;过分贴附西方经济学偏好、缺乏自主创新精神;中西两张皮,缺乏融合;过度追求数学化,影响思想深化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
,对当前博士生培养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部分高校为了提高博士生水平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如过多的课务、对博士论文的“盲审”、学生答辩前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等做法,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值得一读。
因为职业的原因,每年都要阅读一定数量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展现在面前的多是一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的优秀著述,是他们在名师指导下,探索三秋,积学薄发,杜鹃啼血般一点点吐露出来的劳心结晶;是在博览群书、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研究的结果,往往立论大胆,创新无忌,见解深邃,给人有来者风发、后生可畏的敬叹,从中可学到不少东西。但不必讳言与护短,存在问题也不少。说优秀,是指总体和主流而言,并非无可批评。年近90的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说,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10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光明日报》2005,9,1)。就经济学而言,我还不能说总体质量有所下降,但他说的有些问题的确是通病。不妨列举几端。
第一,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什么地方不需要标点符号,什么地方需要标点符号,用什么标点符号,几乎是各行其是,十分随意。最基本的五个符号“,”“。”“、”“;”和“?”都用不得当,五花八门。语法上,“第一”和“首先”次第交错混用是常见的事。本来用了“首先”次第分列叙述,那就应该依次是“首先”、“其次”、“复次”、“再次”、“最后”,可是常见的是“首先”、“其次”、“第三”、“第四”。主语的主体“我”与“我们”不分。学位论文当然必须是个人的著作,陈述观点和见解需要出现主体时,当然应该是“我”,可出现的竟常常是“我们”、“我们认为”、“我们的看法”、“我们赞成”、“我们感到”,如此等等,好像是集体创作。明明是个人著作,烂熟于“产权边界”的新一代,为什么要舍“我”为“公”,放弃“我”的知识产权专利而成了“我们”的“集体”创作呢？随便,不严谨,是主要原因。在古今中外的著作里,我就是我,不含糊。如亚当·斯密说:“我现在来讨论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凯恩斯说:“在我看来,除了简短的兴奋期以外,失业现象是和今日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懈之缘的”;孙冶方说:“我觉得很有必要重新阐述一下,为什么在一切经济规律中,价值规律是最基础的第一规律”;薛暮桥说:“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因此,为文责起见,不能“我”与“我们”不分。
第二,中国语文,西方文法,半土半洋,有时如读天书。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国际交流的需要,我国各类学校都十分重视外语教学。因为语系差异大和基础弱的原因,中国大学里的学生只能花大量时间去死记硬背外语而不注意母语的修炼。耳濡目染,用中文写论文也就带有西洋味了,半土半洋。一是颠三倒四的复杂句多,聱牙佶屈,看他们的论文有时如读天书,落目难过行;二是夹书英语。过去引用外国经济学家都用译名加括弧注明外文,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现在许多人不用译名,直书英文“Michael Porter”了,包括行文,有的整句是外语;三是引文不实注。通常是用一个括弧加年份的时髦方式,如“(1987)”、“(Oliver Williamson,1991)”。无非是说这个观点在1987年或1991年提出的。除此,原文是怎么说的,出在哪本书哪一页?就无从查对。这样的注释只有零效用。所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规定《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要求采用“实引方式”,是正确的;四是参考文献一长串,有的论文没有引注,参考文献却多达二三百个,作者是否真的都参考过?似乎有卖弄之嫌!这类问题,在学贯中西的老一辈留学生如陈岱孙、吴大琨、高鸿业等人的著作里都不曾见过。他们外语好,汉语功底更深。既是在中国刊物上写论文给中国人看,就应该按汉语语法文法写。如果大家各行所好,学英语的直书英语,学俄语的直书俄语СОЦИAЛИСТИЧСКИЙ НAЧAЛЬНЫЙЭТAТ(即俄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叫国人怎么看?
第三,过分贴附西方经济学偏好,缺乏自主创新精神。现在写经济学论文存在过分贴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偏好,似有以西方经济学的学问为学问、以西方经济学的是非为是非的倾向。搞市场经济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必要的,但只能以中国国情所需为限,以我国实践的需要来论定和取舍。因为它们都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非专为中国而著述。凡适用我国国情的,不“先进”的也先进,哪怕是不知名经济学家的学说;凡不适用我国国情的,再“先进”的也不先进,哪怕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济学说。不懂得这个道理,任何最“著名”最“权威”的经济学对当今中国充其量也不过仅有理论炒作的价值而已。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人告诫过:“朔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时间不可谓太短,而检讨过去,果有博通各国思想,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而自成一体之经济学乎?蔑有也。”“还观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为圭臬,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此余对于中国现行经济学未能满意也。”(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现在固然有很大进步,但进步得还很不够,仿生大于独创的现象不是个别。按照“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精神,学术上也应增强自主创新精神。
第四,中西两张皮,缺乏融合。博士论文格局大体同一个模式,最先一二章一般都是综述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即“文献综述”,然后再“启示”性地仿生和研究阐述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这样的结构安排并无不当。问题在于如何使两者融合为完美的有机体。可惜往往存在裂缝,像两张皮,中国实际的皮和西方理论的皮分置着。一方面,文献综述后就搁在一边,在解决论述主题时就很少或几乎没有引用适合中国实际的精辟理论,好像所综述的文献与主题研究没多大关系;另一方面,主次处理不当。在今年通讯评审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时,我看有一篇论述世界各国汇率比较的论文很不错,材料丰富,实证充分,分析到位,见解深刻,观点新颖,也很有现实意义。可是主题处理失重,犯数典忘祖、厚外薄内的毛病,把中外关注的热门话题——中国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只作为副题带过,就大为逊色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学西方经济学的目的没有真正解决,对中国的实际问题又缺乏深入研究。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问之道,往往会不自觉地偏重于演绎仿生法而影响创新灵感的产生。
第五,过度追求数学化,影响思想深化。在西方,经济学数学化已有较长历史,普遍用数学方程和模型来表述国民经济及其运行。如计划管理、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等。在中国,经济学数学化的定量分析成为一种潮流和时髦,是开放以后的事。经济学从来没有排除数学,但要用得适度,恰到好处。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的数学水平都很高,他们在自己的大著里分别分析分工理论、再生产理论、投资乘数理论时所用的数学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典范,使定性分析增加形象感、实在感和度量感,至理而易懂好记,起了奇功异效之妙。可是现在我们的博士生有些过于刻意追求数学化,不论懂与不懂、需要不需要,都硬要在论述分析中添加些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以示规范化和国际化,就难免要出些纰漏。例如,曾经有一篇已答辩通过的论文,行家一看,说其中的数学从假设到演算都是错的。真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我还是主张政治经济学应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只能以配合定性分析需要为限。解决经济问题就像医生开处方一样,关键是要先确诊定性,开列出哪几味药,再注明每味药的分量,才能治病救人。经济学若不以定性分析为主,必定会影响思想深度的开掘。以至出现“有成果,没思想”的现象。
总的评价是:优如高山者众,次如流水者寡,欣慰之余也堪忧。解决上述这类问题,为提高论文质量所必需。不过,为了提高博士生水平,有些高校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值得商榷,如对博士论文的“盲审”、“抽查”、过多的课务和学生答辩前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等的做法,实际作用不大,形式花样多,资源浪费也就多。我以为关键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减轻学生负担——既是研究生,就必须保证学生在研究中学习提高。有的学校博士研究生入学第一年要上十多门课,学生叫苦连天,没有宽松富余的时间不可能产生学术灵感;另一方面要限制导师招生数量——有的教授每年招收博士生五六个、七八个,甚至更多,实际怎么带呀?天晓得!1981年,我国刚开始自己培养博士时,全国只有18个博士生。随后导师和博士生都大批量、跨跃式地扩张,现在在校博士生有15万左右。以此速率估算,到2010年可能会突破20万。规模的高速扩张,必有弊端,培养模式有可能由高端质量型滑向中端数量型。我认为,这与“十一五”规划《建议》的精神不符。(作者系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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