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评林毅夫教授的新著《论经济学方法》

　　能解释中国社会运作的经济学之产生的三个“W”

　　读完了林毅夫教授的新著《论经济学方法》，我陷入了沉思，想写一点读后感，觉得下笔甚难。实话说来，这本文集所收的几篇文章，对笔者来说，已读过不止一次了。记得2004年初，毅夫就曾把他与学生们关于经济学方法对话的电子文稿发给了我，嘱咐我要“提提意见”。现在也仍然记得，收到这篇长文后我即回复，曾“promise”毅夫，看后一定把“拙 见奉上”。但是，直到今天，笔者竟然仍有违“自己的言约”，以致忘了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 Austin)以及其师普理查德(H. A. Prichard)的“以言行事”(do thing with words)哲学：直到如今,一个字也还没写出来。毅夫的这部文集出版后，我又记起了自己的“promise”,又一字字地啃读了一遍，但现在仍然觉得很难下笔做点书评。

　　笔者笔涩，并不是因为最近被复旦经院的行政事务忙混了头，而主要原因却是，多次研读这篇论经济学方法论长文，竟然找不出一个观点和一句话不同意。为朋友的书写书评，如果全是写赞同的话——这也对，那也好，那还又什么意思？！我说这话，决非奉承。这里不是海口，如果哪位读者发现林毅夫教授这部论方法论的长文中有观点不在理，大可不必挑战毅夫，可直接来问我。

　　这多年来，笔者不知怎么地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写书评，尤其是为朋友们的书写书评，总是想找出点不在理的地方，提出来大家讨论讨论，争辩争辩。只有这样，心底才觉得对得起朋友。譬如，汪丁丁教授在《在市场中交谈》里提出了“产权是道德之神”的观点后，我硬生生地提出了一条“道德是产权之魂”说，与丁丁对仗；接着，又写出了4万余字的“语言、道德与制度”纪念康德200年忌辰的长文，在学理上与丁丁进一步讨教。去岁年末，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光华送了我一本《信息、信任与法律》，且布置作业，让我写书评。从京返沪后，生了一个多月的病。病刚好，就在去东京一周的旅途中，构思了近两万字的书评，把维迎商榷得一塌糊涂(见邓正来新近主编的《中国书评》第一辑上的拙文)。现在，毅夫的新著出版了，仔仔细细地再读一遍，想找点“茬”，都找不到，你说，这书评又该如何写？

　　毅夫的新著中引用到了老子、孔子、子思、王阳明和佛家的一些观点，在中国本土的“情景理性”中深聊当代经济学的方法论，这倒提醒了我：是该再认真读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典文献的时候了。这多年来，《道德经》成了常在案边手头翻阅的参考文献，但《论语》却被搁置在书架上，蒙了些灰尘。再读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我又记了起来，是该再读一遍《论语》的时候了。

　　现在再读《论语》，说来不只是为毅夫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对我族我国发展的精诚之心所感动，也部分是因为近来我突然觉得，自己“身在庐山中”的这个中国社会，好像突然在离我远去，越来越变得“深不可知”了。我们这个华夏经济社会是怎么“构造”的？我们改革开放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辉煌成就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政府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我近来突然觉得这一切都茫然不知。近些年来，毅夫一再讲到，谁能解释得了改革开放后的丰厚中国经济实践，谁就能获经济学的诺奖。现在想来，毅夫此言确实不虚。笔者有幸在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后去国外读了十几年的书，又在国门进一步开放的际遇中回国在复旦教了几年的书，收集了一点文献，浏览了一些书刊，但是，请恕在下孤陋寡闻和眼高手低，国外国内近20年，现在要叫我点出一篇能很好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运作的印象深刻的英文文献，我真还数不出来一篇。问题在哪里？新古典，新制度，新凯恩斯主义，新货币主义，新奥地利学派，还有那红红火火的“新”博弈论，加上蛮新近的“新增长理论”和更新近的“新比较经济学”，哪家解释了中国的丰厚实践，说出了个一二？理论无能解释现实，现实却实实在在地在那里。中国社会在那里自为自在地运作着，中国经济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增长着，你说怪不怪？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会运作的经济学，在哪里？

　　回到《论语》。俗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也？非也？我们现在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们却确知，不理解《论语》中孔老夫子的教说，要理解传统和当今中国社会，却不为可能。另一点我们也可大致知道：要西人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运作，难矣！别的不说，就以《论语》的西文翻译为例吧！在《论语?为政》中，有“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句话，竟被一位叫Arthur Waley的西人翻译家把它译为：“The Master said, a gentleman can see a question from all sides without bias. The small man is biased and can see a question only from one side”！读出了这个翻译翻得多么离谱，你就会对大多数“老外”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程度和能力心中有个八九不离十了。

　　再回到《论语》。孔老夫子的教诲中有没有现代经济学的道理？我们先不做回答。这里首先要说的是，我们今天所谈所论的经济学道理，可都是“舶来品”。从斯密、哈耶克到科斯，从魁奈、瓦尔拉斯到阿罗，从休谟、西季威克到宾默尔，从马克思、凯恩斯到拉丰和梯若尔，……你说这哪家的经济学理论不是西学？在我们现有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多少是从我们自己的老祖宗他们那里来的？话说回来，《论语》中有没有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的道理，这并不要紧。儒家思想中有“经世济民”之道的“经济”，却是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且窃以为，儒家思想中的“经济”之道，才是理解中国社会运作的“阿里阿德涅线” 。

　　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经济”，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济”，西方语言中“economy”，与中国人语言运用时涵蕴着的“经济”的意思，是有着重大差别的。不记得这一点，能理解中国社会的运作？举例来说，在《论经济学方法》一书中，毅夫一再提出，“理性人假设”就是经济学的“体”。何谓“理性人假说”？学生们会一口回答说，这假说说到底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假说”。可这现代经济学的“体”，在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那里，是不能摆在桌面上的东西。《论语?里仁》中，记有孔老夫子的教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孟子》一开篇，也记载了样一个故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说了这话，觉得不够，又追加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的断言，到孟子的“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的主张，我们均可以看出，孔老圣人和孟老亚圣均是不主张“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且在他们的话音里，好像还把追求个人利益——且不说最大化——视作为“小人”的勾当的！单从孔孟先师们教说的语面意义来推断，我们今天所学所讲的“经济学”道理，原来在先师们那里是被看作为“小人的活计”哩！际此，我们也不禁浮想联翩：在传统中国文化场景中，怎么会自发型构出人们都营营逐利的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又怎么能会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资源中衍生出现代经济学的精美数学模型？

　　当然，这年头，我们似可以有点不敬的读书法对孔老夫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人之言做点延伸意义的解读。如果不把孔老夫子的这句话当作是写给世人看的，而是把《论语》认作是写给皇帝君子们读的，那我们也许就看出些中国主流文化中“经济之道”的门道来了：“对于君子和上层人士们么，要多多给他讲些仁义道德事；对于老百姓和下层人么，那才可以给他们讲利益关系！”如果我们这样实用主义地歪读孔老夫子的这句话，就会进一步认为，这是多么聪明的“经”邦“济”世之道！你敢说孔老夫子不懂经济学？当然，我这里不是在2500年之后乱猜夫子老乡之心。这里有例为证。譬如，孔子的弟子子禽曾观察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另据《论语?子路》中的记载，当一个叫樊迟的人问过孔老夫子种植庄稼和栽培蔬菜的事宜后，孔老夫子忿忿地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这还不够，在《论语?宪问》中，孔老夫子还追加道：“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这可充分说明，尽管乍看来孔老夫子似乎不怎么关心经济事务，但实际上他老人家还是蛮谙熟经济之道的。

　　真正理解了孔孟之道，大致就能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原理略知一二了。刚过世的当代大儒费孝通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独具慧眼地指出，与西方现代的法理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和关系社会，并相应地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说”。不谙熟孔孟经济之道，不对中国社会有深刻到位的体验和反思，费老是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的。沿着费老自己的专业学科说下去，从社会的构造原理上来说，既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那在不同的社会格局中，人们的行动的原则应该是有差异的。很显然，与在西方法理社会中人们基本上是在一种权利空间中界定和处理各自的相互关系和交往不同，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一个关系社会，那么，人们之间交往和交易的权利关系就不会像西方那样钉是钉，铆是铆。个人行动原则不同，用时髦的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就是人们在社会博弈中出牌方式上的差别。不同社会中的个人行动原则上的差异，不同文化场景中人们在社会博弈中出牌的方式上的差别，反映在经济和社会秩序上就自然和必然有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接着会在社会的制度安排上定型和定影下来。不真正理解这一点，能构建出适合并很好解释“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我真怀疑。

　　那么，中国人的行动原则大致是怎样的？还是回到孔老夫子那里去吧！在《论语?里仁》中，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得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从中国人的“君子经济学”道理来看，孔老夫子的这段话里面，含有非常深刻的社会选择原理。把孔老夫子的这一理论观点置换到现代社会的博弈场景中，就会看出，孔子的社会选择理论教说，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是有重大差别的。把老夫子的这句话翻译为现代汉语，可以认为，中国人的生财之道，是须要有道德约束的，即在发财致富的路上，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也。当然，孔老夫子的这段话，今天读来，似乎觉得有些辨证，不大好理解，尤其是后半部分。那个西人翻译家是如何理解的呢？Arthur Waley是这样翻译的：“Wealth and rank are what man desires, but if they can only be retained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Way he professes, he must relinquish them. Poverty and obscurity are what every man detests, but if they can only be avoided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Way he professes, he must accept them”。经他这样一翻译，孔老夫子的这段教诲好像直白了许多了，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读得出来，西方学者总是这样简单直白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先师们的话语和中国人的思想，因而也很难不走样。把孔老夫子的这里的教诲翻译到现代中文的话语场景到底应该怎样理解？现在看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老人家原来是想教导我们，生财之道，要取之有道；社会之道，要服从有道。现在看来，孔老夫子确实不得了，且有先见之明。不听他老人家的教诲，你能在中国社会中玩得转？

　　既然中国人的行动原则从孔老夫子那里开始就与西人不大一样，那么，用来模型化西方人行为方式的当代主流经济学以及其各种各样的变异理论，又怎样能被简单地“拿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运作？

　　当然，有人争辩说，现在世界都现代化了，经济机制都全球化了，外国有的东西，我们大概都有了，因而能解释其他市场运行的经济理论，也大致能被拿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运行。这实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这里我们并不否认，现代市场秩序运行机构的“要件”，在我们27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致都被安装到位了。GDP，CPI，FDI，增长率，利率，经常性帐户，央行，证监会，银监会，证券法，银行法，股份制，期货贸易，MBO，Gini系数，……，等等，等等，你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所拥有的制度运行与政府调控“要件”，哪件我们还没有？但是否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所内秉的制度要件我们都安装了，就意味着为西方市场经济做些理论解释的“西方的”当代经济学诸理论，就可以被拿来对中国经济的运作和绩效解释一番？

　　这里，我们且不追问西方国家的当代经济学诸理论就能很好地解释西方经济体的运作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假定它们能，那么，把它们拿到中国来，怎样才能解释当代中国社会这个弹性的、柔性的、且某些方面又具有行政控制经济体制遗传下来的体制刚性的复杂经济体的运作？看来显然不行，因而需要引进中的理论创新。这多年来，毅夫从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视角，给出他自己的一家独到解释。更为可贵的是，早在1995年(这说来已是在10年前的事了)，毅夫就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在当代经济学国际化和规范化的格局中要思考经济学的中国“本土化”问题。可到现在，我觉得学界的大多数同仁还未能真正体知毅夫这一呼吁的苦心。

　　在中国进行经济学研究要走理论本土化的道路，这可是个战略性的问题。当然，也毋庸讳言，要走经济学研究中国本土化的道路，决非易事。这一方面要真正理解并把握200多年来——尤其是二战后——国际上经济学理论的动态发展和突飞猛进的理论进展，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要提倡学习、学习、再学习，要理智且谦虚地作小学生；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真地去理解我们传统文化场景中的社会体制运作机理，深刻反思我们社会、国家、政府、企业与西方社会在其构造原理、运作方式和体制惯性上的独特之处。没有后一个“方面”，只是简单地把西方当代经济学中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工具进口到国内来，进而不管青红皂白地“牛刀小试”，那就常常会是不是切错了部位，就是下错了药。好在我们的国家地阔人多，增长空间大，因而还经得起一些折腾。不然，那还了得？

　　中国经济的实实在在地增长以及中国社会的动态发展，在呼唤着能解释中国社会运作的“本土化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任重道远。套用坊间《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导言中所常用的一句套话，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目前需要解决三个简单的英文“W”问题：“what”？“how” ？“when” ? 用中文来说，能对中国社会运作有真正解释力的经济学，将会是什么样？怎样才能建构出来？何时方能建构出来？毫无疑问，这三个“W”，是不好回答的。对此，我们并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初步的“ideas”。目前笔者所敢断定的，只有以下这样一句颇似绕口令的话：不学当代西方的经济学，是无法回答这三个“W”的；只学当代西方的经济学，也是回答不了这三个“W”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大概是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对话文集所要讲的主要意思。

　　注1： “阿里阿德涅线”(a clue of Ariadne)是指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典故：一个叫弥诺斯(Minos)的国王建设了一迷宫，欲加害阿提刻王子忒修斯(Theseus)，但国王弥诺斯之女阿里阿德涅公主爱上了忒修斯，于是给了他一团彩线，线德一头栓在迷宫德门口，从而引导忒修斯安然地走出了迷宫。

　　　　　　　　　　　　　　　2005年5月6日初识于沪上复旦书馨公寓

　　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定价2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