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两次现代化：现代转型与后现代转型

　　作者： 姜奇平

　　以复归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审美化与消除异化是一致的——以人为目的、效用为手段是经济学后现代转向的最鲜明特征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注意：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美学与 经济学混合在一起写作；与此同时，当前典型的后现代经济实践(体验经济实践)中，审美与经济也混合在一起实践。

　　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共振，背后是否具有某种神秘的内在联系？

　　审美的政治经济学历来是以异化及异化的消除为基本主题的，而经济活动本身的日益审美化是以复归为导向的，所以这两股力量是同一股力量。在这种力量推动之下，经济学可能发生一场“审美转向”：从以资为本，单纯进行工具理性的实证研究，转向以人为本，对幸福快乐这种感性目的的价值判断。

　　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在其创立者鲍姆嘉通那里，是“感性学”的意思。美学作为“感性学”，与经济学这门“理性”学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感性—理性—更高感性”螺旋上升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当前现代化潮流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以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体验经济、“高科技、高情感”等为标志)。在复归感性的现代化总背景下，以“理性”为旗帜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本营，反而受到美学这门不起眼的“感性学”的“侵略”，就不足为奇了。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以“感性学”所长，补“理性”学所短，这是在主流经济学缺乏反省精神情况下，响应历史潮流的“替天行道”之举；而行为经济学则从经济学内部，通过对感性快乐的研究，里应外合式地配合了这股历史潮流。　　

　　经济学的两次现代化：现代转型与后现代转型

　　快乐是经济学与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曾以研究快乐为中心。例如，古典经济学家边沁，就把快乐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把快乐和痛苦作为判断价值的最终标准。边沁认为快乐是一种终极价值和终极判断标准。他据此提出后来被称为“最大幸福原理”的“功利原理”，并区分出十四种人性可感觉的快乐。斯密最初的《道德情操论》，也不回避对于情感愉快的研究。

　　然而，马歇尔以后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快乐”不见了，代之以效用的概念。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次现代化，是理性驱逐感性的过程。从此，经济人理性牢牢占据了经济学的中心舞台。“理性”的经济学与“感性”的美学之间的联系也被割断了。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直接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快乐等情感不可测度。经济学为了实证，采用效用(包括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种可以精确测度的、引致快乐的中间价值变量，来近似替代快乐这种作为“一种心理行为，一种情感”(边沁语)的不可测的最终效果。然而从根本上说，这是经济学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因为工业化的理性价值与情感这种感性价值之间存在实质性冲突。取舍的结果是在工业化中形成的主流经济学自然要维护工业化的核心价值，即理性价值(经济人理性无非是哲学理性的经济化)。经济学对情感的忽视，源于对理性的独尊。所以在整个工业化运动中，人们不再把效用当作引致快乐的手段，而是把效用本身当作追求的目的。扩大到宏观含义上，最大幸福概念也就被偷换为最大效用概念。此时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忘记”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效用的最初看法。

　　工业化完成后，形势急转直下，“快乐”这种终极状态价值在“升值”，而“有钱”这种中间状态价值在“贬值”。 人们开始发现工业化的“蛀牙”：以效用取代快乐，隐含着一个最近被行为经济学家们证伪的命题，就是“有钱即快乐”。在这个命题中，“有钱”是效用和效用最大化的通俗指代；“快乐”是幸福和福利最大化的通俗指代。这个命题的经济学含义是：快乐依附于效用。有效用就有快乐；只要效用最大化，快乐就最大化。卡尼曼、奚恺元、黄有光等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证明，“有钱不一定快乐”。对应的宏观结论则是，GDP的增长并不自然而然地意味着幸福水平的同等程度提高，光谋温饱不谋幸福，人们会“放下碗筷就骂娘”。

　　针对工业化经济学这个最大的“蛀牙”，即效用与快乐的倒错，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卡尼曼鲜明地提出“回到边沁”的主张。这是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学后现代转型。　

　　“回到边沁”的本质：异化与复归之争

　　用什么做理论的价值基础，这是经济学理论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卡尼曼的“回到边沁”，实际上把问题挑明。快乐与效用(或按卡尼曼说的“边沁体验效用”与“马歇尔决策效用”)的区别，从哲学高度认识，其实质是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两种价值观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的观点强调以人为目的，效用为手段；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以效用为目的，以人为手段。

　　以人为目的，效用为手段，是经济学中的后现代转向的最鲜明特征。在历史上第一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人是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有所表述。 手稿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部美学著作。这种经济学与美学混合写作的风格，在后现代主义作家中普遍存在，如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与象征交换理论、巴塔耶的普遍经济学和美学理论，显然与马克思有关。手稿的中心思想是指出资本主义(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异化”，而未来社会(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后现代性”)的根本前途在于“复归”。异化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对立，手稿中具体指资本主义把人的手段当作了人的目的；复归指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和谐，手稿中具体指未来理想社会，要实现人的手段向人的目的的复归，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对边沁的“快乐”(幸福)的一个更具历史性的概括。为人民“谋幸福”的说法，理论源泉就在这里。如今，“谋幸福”的技术计量问题正在解决，快乐与国民幸福总值的度量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斯密与马克思都把人的目的状态与“美”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以下几点：第一，经典作家的视野超越手段性的效用，共同关注工具理性所满足的最终目的，他们共同把美同人的目的性联系在一起；第二，将美内在地联系于经济，说明经典作家高度关注人的目的的感性特征。尤其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感性是超越于理性工具价值之上的感性。我们称之为超感性，它与体验是共通的。在马克思那里，当美同人类的目的相联系时，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感性，不是农业社会那种经验式的感性，而是扬弃—即既肯定又否定—工业社会工具理性价值后，在更高意义上进入的感性状态。理性存在于必然王国，理性加感性形成的超感性存在于自由王国。由此看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不光是一种理性状态，而是具有超感性特征的自由状态。在卡尼曼的理论中，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表明体验这种感性，不是经验的感性，而是超经验的感性。

　　经济学的审美转向，显然不是要改变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把它真的变成美学，而是向传统经济学提出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国民经济体的一半以上，如休闲、娱乐、游戏、影视、竞技……都已经同感性联系在一起，请不要再执迷于牛顿时代的机械理性，要重视“感性学”。否则，抛弃主流经济学的将不是理论，而是金钱选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