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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鹏
令我诧异的是，在中国大陆，研究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台湾地区经济的学者是如此稀少，而研究台海关系的学者却是如此之多。这一少一多构成了一个奇特的思索浸入。
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美丽岛正在遭遇着一些经济难择。汇率(新台币的严重低估；
在通缩和通胀间的首鼠两端；银行坏帐的严峻警示；CPI反映出信号的幽暗不清……
一种通感式的联系。
有趣的是，台湾地区当局似乎有意识地把这一切隐匿起来，为了某种“面子主义”的诉求，或者简单粗暴地把责任推卸，认为台湾的问题大多出自于“产业空心化”和大陆低成本商品扭曲了世界贸易价格体系。他们坚决不承认1999年以来台湾陷入了通缩，他们坚持认为政府不需要担心财政赤字。他们认为自己的货币没有低估。令人吃惊的是，台湾的学术界的主流也持这样的观念。(顺便说一下，2004年的数据很怪异，通缩似乎解除了，并开始了通胀的担忧，但2005年第一季度，台湾的学术界又开始讨论通缩了。)
向隐匿索要话语
适当回忆一下。在2003年4月，IMF发布了35个通缩型的国家／地区名单。其中我国的台湾地区名列高通缩风险名单第三名。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是香港，德国居第四。台湾当局随即否认了IMF的结论。这让IMF经济学家Rogoff感到非常费解。(Rogoff Kenneth 2003 IMF)
用数据说话。1999年台湾在消化完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后，又遭受到IT泡沫破灭的打击。以至于在2001年台湾经济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2.18%。1999年以后的台湾经济格局与以前迥然不同。以CPI为例，1999年之前，台湾地区的CPI(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都保持在3%的水平，而在1999年，CPI跌落到了0.17%，2001年CPI的数字为-0.01%2002年和2003年分别为-0.20%和-0.28%。也就是说，在1999年-2003年，台湾的物价下跌在不断加深。2004年略有正数，但2005年看上去形势似乎不妙。
另外我们再看另外一种衡量物价水平的工具：PGDP(即GDP平减指数)。1999年是-1.42%，2000年是-1.73%。而2003年则是-2.13%。结合CPI的变化趋势，几乎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台湾地区一直没有逃脱通缩的阴影。
通缩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失业率上升。台湾在1991年-1995年的平均失业率是1.56%，1999年的失业率是2.92%，而2001年失业率就上升至4.57%，2002年为5.17%，2003年为4.99%。(Ya-Hwei Yang(杨雅惠) and Jia-Dong Shea(许嘉栋) 2005)
尽管台湾藏匿了“通缩”，但台湾地区的央行并没有信以为真。但是，台湾央行有一个问题，从1992年开始，央行就把主要精力放在M2的指标控制上，而不是利率水平上。这有点违背潮流。我询问了多个专家和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都不了解台湾央行为何这样做？只钉住M2曾经是货币主义的独门招数，不过，现在已经遭到了嘲弄。不用说像美国或那样庞大的经济体，即使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大多都采用利率管理的模式。
没有一个基本的利率做“主心骨”，台湾央行不得不频繁使用大额可转让存单CDs来影响同业市场隔夜拆借利率来调节。在2003年，台湾央行操作CDs的资金量最多的时候达到2.99万亿新台币，大约是当时基础货币量的185%。
对付通缩的另外一招是“减税”。台湾民进党政府在财政政策上似乎刻意保持着“里根或布什主义”的味道，不停地减税讨好民众。台湾的税收占台湾地区GNP的比值，从1991年-1995年的18%，一路下降，1999年为14.7%2001年为13%，2003年只有12.2%，2004年达到了12%。
减税的结果是财政的恶化。但是，台湾当局的政府开支并没有缩减。实际上，台湾政府的财政支出并不具备“凯恩斯主义的机心”(是为了救起疲软的消费)，而是大多花在军费上。1991年-1995年，政府债务占GNP的比例为12.36%，而1999年也只有14.5%但到了2003年竟然达到了31.3%。台湾出位了，凯恩斯恶梦了。
四海通用的教训
在汇率问题上，一开始，台湾拒绝承认新台币是被低估的。但实际上，新台币的确对美元一直在贬值，而且毫无道理。1996年，1个美元能换27.491个新台币，但到了2003年，1个美元可以换到33.978个新台币。但是，2005年的情形将得到深化，会延续2004年升值的势头。很多的学者认为新台币的确被低估，还应该适度升值。升值的幅度至少在3%左右。
台湾当局似乎也在默认这种升值意见的正当性。因为汇率低估对台湾的出口贸易和就业的增长的促进并不显著。而新台币升值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贸易条件。(Yang Ya-Hwei and Jia-Dong Shea 2005)
就像一个伤感的女人遇到很乖的小动物的夜晚。后悔加上温情，可以克服一些苦果酿造的寒冷。
台湾的银行业管制解禁也值得我们深思。1991年台湾地区的商业银行的数目是17个，通过放开管制鼓励民间银行成立，1993年达到了41个，1999年为52个。银行业的骤然放开，加剧了竞争。台湾地区银行业的总体资产报酬率(ROA)从1995年的0.71%下跌到1999年的0.54%，2001年为0.26%，2002年竟然出现了负数，为-0.47%。银行业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的变化也大体相似。1995年是11.87%1999年跌到6.91%，2002年更跌至-7.35%。2003年回升，达到3.5%。总体趋势显然不断恶化。
而且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开放管制的过程中快速上升。未大量放宽银行进入许可时，台湾地区银行业总的不良贷款率只有3%，到了1999年不良贷款率已经升到了5.67%。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8.16%。随后的几年，台湾加强了金融监管和行业自律，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尽管我个人坚持“自由主义”路线，但取道金融，是否冥冥中存在某种例外？放任主义的学理是否在金融行业存在智力上的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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