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中国之谜与竞争导致的公共选择效率改进

　　赵晓

　　古老中国的神秘未完全消失，崛起中国又添新的神秘色彩。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中国的非凡经济表现视为一个谜(张维迎，1998)，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谜”，布坎南(J. Buchanan)对中国学者说：“中国是个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汪丁丁，1998)。

　　“中国之谜”

　　“中国之谜”的一个悬之已久的问题：“中国经济的奇迹”是否包含有政府决策效率改善的因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问的是：“它是怎样发生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制度变迁？”

　　遗憾的是，在大部分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文献中，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都没有作为分析的中心。似乎中国经济的增长、制度变迁与政府作用无关。不仅如此，“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还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削弱政府，就是政府放权，就是政府管得事越少越好，似乎市场真的是‘无政府’。”(樊纲，1995)对此，笔者同样不敢苟同。正如张宇燕等(1998)曾援引希克斯1969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所谈到的那样，市场经济尽管表现为一种深化秩序，但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事实上，如果缺乏“有效的政府”，世界的有效的变革也许根本就无法形成。这一点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世界银行，1998)。

　　然而，想要从现有理论中直接找出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是否会有效的判断可能是徒劳的。西方学者们理想中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亚当·斯密，1864)，是平衡与制衡的代议制民主(诺斯，1973)，“一致同意”被认为代表着公共选择的最高效率。但在中国，由于国情不同，难以想象“一致同意”情形出现的可能。果真如此，对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结论就是：或者不可能出现有效率的公共选择，或者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而不会是长久的，尤其不可设想公共选择效率持续改善的结果的出现。然而，如果“政府失败”是必然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持续改善为不可能的话，中国经济怎么能够持续20年高速增长(“中国的奇迹”)，怎么能出现深刻的，越来越快的制度变迁？显然，虽然有其他因素进行分析，缺乏对转轨经济中公共政策效率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可能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之谜”。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在上一期的文章中通过“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竞争创新进行了一些阐述(见本报4月18日33版——编者加)，此外笔者还曾运用“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选择1990年代中国政府“抓大放小”政策作为案例(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二卷第一期)。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的一个基本假说是，在没有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公共选择仍然可能是有效率的，甚至可能出现持续的效率改进，条件是存在足够的“竞争”，竞争不仅是产权变革从而经济效率改善的基本因素，也是公共选择变革从而(公共政策)效率改善的基本因素。因此，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仅在于发挥了“比较优势”等原因(林毅夫，1994)、进行了市场变革，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以及成功进行市场变革，还在于内生性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改进。由此可以导出的一个推论便是，只要竞争的因素不断加强，不仅产权制度的变迁，公共选择也会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变革，从而推动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

　　竞争如何对公共政策效率产生影响

　　假定国家处于正常状态，即不存在内战和外战，整个国家是独立的，政府能作为一个“有效的政府”保持着对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效率(Policy performance)取决于决策者(集团)提高经济绩效的意愿(Will to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决策者(集团)的能力(Power ＆ Capability)(包括其个人素质及保证使政策得以贯彻的能力)以及可获得的决策信息(Information for decision)，现在我们加入“竞争”的因素，并说明竞争是如何对于公共政策效率改善产生影响的。

　　第一，从竞争对W(决策者(集团)提高经济绩效的意愿)的作用来看，决策者提高经济绩效的意愿取决于合法性的获得及内外部竞争的强度。对国家有可能过度扩张的权力约束来自于竞争作用的强化，一方面是政治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市场的竞争，两者的共同之处，首先就是“它们在限制政府的权威和限制国家的权力方面彼此一致，至少在理论上民主化会使得国家机器既服从于市场社会，又要对市场社会负责。

　　从经济市场的竞争看，随着市场性的利益主体，公民开始具有经济上的独立，从而免受国家权力的绝对支配。特别是纳税人的出现，对于国家权力是一种约束，国家需要更好地迎合公众需要，从而也有利于改进政策效率。可以说，“公民集团”的出现将成为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二，从竞争对P(决策者(集团)的能力)的作用来看，一是有利于国家能力在新的结构和功能上整合、提高；二是有利于决策者(集团)人员经济管理素质的提高。竞争对国家能力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国家要在开始时支出了较多的改革成本，因而直接掌握的资源总量(相对于GDP而言)和相对份额(相对于地方而言)有可能出现下降，从而导致一定时期国家能力的下降，这对于决策者(集团)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有利因素。但是，国家能力不仅取决于直接掌握的资源，更关键的要看政府的组织权威、体制能力和具体执行能力，体现为“国家及国家结构运行对社会组织(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各阶层的无形影响力”(梁能，1996)。从这个更深层次的意义看，竞争的加剧一方面削弱了经济增长无所不管、包办一切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启动以及推进改革的决策者却能因此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并能与获得改革收益的竞争主体结盟，从而在一个新的结构和功能上整合、提高国家能力。基于全盘的考虑，权力主体会考虑放松管制，强化竞争，至少是先在经济领域内强化竞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