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一些思考

　　费孝通

　　新型社区在较短时期内大量兴起，不仅对我国城市行政系统的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也向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原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认识和管理传统社区的知识和手段已经不足以使人们理解和解决新型社区碰到的种种实际问题了。

　　关于城市研究，我是一个新兵。不过，90年代初，我在东南沿海地区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已经预感到那里大小城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城乡人口的流动以及各种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一个大的变化。1996年，我在浦东新区实地考察时已看到了这种变化。但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是光靠书本上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就能认识和理解的，在较大程度上还需要研究者自已去直接接触当地生活的各种人以及他们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去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想以研究上海的社会发展为主要对象，培养出既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又能贴近社会实践的研究工作者。

　　上海对社区发展的研究比较早。而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为基层行政体制的现代化找到了一个为社区组织服务的办法。这个办法已进行了好些年的尝试，我去访问了几个试点地区、亲眼看了之后觉得，它的进一步完善可以促成一个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区生活系统。这使我很感兴趣，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对自己的思考进行了一些归纳，算做对上海社区发展研究的一个起点。

　　回想起来，社区这一概念，最初是燕京大学一些大学生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文 Community一词的。它的含义简单地说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庭，逐步推广成氏族以至民族(虚拟的血缘关系)。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人群。邻里在农业区发展成村和乡，在城市则发展成胡同.弄堂等等。

　　根据我们的意思，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人类是聚众成群相互合作共同生活的。从一般群居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相互合作的社会，人类在这一过程中经营共同生活时需要一套关于个体间合作的行为规范，并且要求这些合作个体对其行为规范有一个共识，即所谓的构成了一个共同生活的社会。这个社会基于两种不同的人群关系之上：血缘和地缘。

　　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即人们常说的以家庭为细胞的社会。家庭的结合是由于生殖和生育的需要，不仅母体有较长的生育期，个体获得生命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抚育期，才能独立经营生活。人类的这个特点即所谓的“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里就开始了亲子之间的抚育关系，即上面所说的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团体是家庭(关于这方面的引申可参看我著的《生育制度》一书)。

　　地缘性的社会关系，是指不同的个体由于共同生活的邻近空间而发生的相互合作的关系，一般说来，是由于不同的血缘团体生活在相邻近的地域而发生的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之上的社区是地区性的社会，它区别于亲属性的社会。

　　在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中，人们往往把“社区”与“社会”对立起来看，这个对立主要反映在人们建立关系方式上的不同：社会是以个体性的目的、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成员之间合作的主要纽带是契约、交易和计算关系，这些关系的制约通常依据正式法律；而社区则是以认同的意愿、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是社区成员之间合作的主要纽带，对其成员行为的控制通常依据传统、习惯或乡规民约。

　　然而，随着西方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的原有特点发生了变化。社区概念的本来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的现代社区建设受到人们的重视是近十几年的事。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之前中国没有社区性的组织和活动，其实，中国传统的社区性组织和活动，由于50年代初以来的不断革新，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社区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内，中央和省市级政府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逐渐发展健全了由市、区。街道、居委会组成的城市行政管理系统，人们称之为“两级政府、一级管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后，我国沿海地区大城市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快步走向深入，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系统，与新形势下城市社会管理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被首先提了出来。上海是我国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十分严重的城市，大中型企业集中，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纺织业为主。因此，越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所面临的困难就越多，不仅涉及经济领域和行政领域，还涉及到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大规模市政建设带来的城区管理任务也日益加重。

　　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的计划，这个计划使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随之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下岗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许多人的关系归属到了他们所居住的社区，社区因此成为就业、社会稳定等问题比较突出的地方。

　　另外，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大中型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在职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有反映。比如职工及其直系亲属的房子、医疗保险、养老直至亡故的追悼会都是企业管理的，一定级别的干部还有与其职位相应的车子和津贴，甚至个人的婚姻都要被过问等问题。我把此类单位的统管叫做“单位包干制”。这种“单位包干制”使企业职工在社会生活方式上很少与传统社区联系。以我个人为例，当我有了工作单位以后，我的衣食住行和医疗保险等都要靠单位来解决，在凭票供应时期更是如此，直到今天还有一部分是靠所属单位的。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碰到问题，只需与“管”我的单位联系就能得到解决。我想长期在“单位包干制”工作的职工多少也都养成了“依赖”的习惯。事实上，这种管理会随着我国企业越来越从属于市场经济，政府职能越来越与企业分开而日趋减少，许多以前由单位经管的事将逐步移交给“社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任务将变得非常艰巨。

　　社区逐渐承担起解决居民各种困难的任务，这是从“单位包干制”到“社区服务制”的转移，包含了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对涉及的人来说，可谓是革命性的，因为他们失去的优惠和待遇几乎涵盖了他们的全部日常社会生活。

　　从行政工作角度来看，过去的行政部门有条块分，而市民生活上的问题主要是由单位的相关部门解决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过去“条”上的许多职能转到了“块”上，因而市民的许多问题要由社区来处理。这个转移增加了当前社区工作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因此也突出了社区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在与徐汇区天平街道和宝山区松南镇一些基层干部座谈时，了解到当前社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区的责任在无限地扩大，而社区的权利却不明确。事实上，无论是领导社区工作的人，还是社区的具体管理人员，他们对社区与街道管理上的区别还都不太清楚，这样，就出现了“社区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使得社区干部的管理工作日趋繁重，困难越来越多。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套相应的解决办法。

　　现在的社区服务制，实际是要社区来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但社区的实际能力有多少呢？根据社区目前的综合实力，我觉得社区服务制的首要任务是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而组织广大社区居民学习并参与社区生活的自理。社区生活自理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居民自己来协调和管理他们在社区里的各种关系，从而在社区内创建一个适应于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贴近居民具体生活和满足居民日常需求的服务系统。简单地说，这种社区服务制首先要培养和提高社区居民既服务于自己，又服务于社区的意识和能力。它的完善过程将是社区居民一起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高尚精神文明的过程，也是共同营造一个和睦成风、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美好生活环境的过程。

　　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过程可能是长期的，而且还会碰到很多困难和阻力，因为实现这个过程不是几个人、几个家庭的努力能完成的，要靠许多社区甚至全社会自觉地投身于这个过程中。因此，这就需要大多数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发生一个大变化。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课题，它是一个挑战，也是社会再向前发展一步进入现代化的机遇。